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美贸易战已经是不可避免。当然，贸易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贸易战从近代以来一直有，搞到中国头上也不是首次。可以把鸦片战争视为第一次大的贸易战。当时的英国就像现在的美国，因为当时清朝有大量的商品输往英国，但英国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导致贸易不平衡，英国于是找到了鸦片，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比较近的一次贸易战是1980年代日美之间的贸易战。日美是盟友，但美国当时把日本认定为敌人，一旦被美国认定为敌人，美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把其往死里打，能否免被打死那就要靠运气。日本在那场贸易战中学到了教训。当时的美日贸易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技术层面，日本二战以后经济起飞，发展很快，虽然技术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当时的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制造业方面能对美国构成挑战。二是资本走向世界。当年的日本也跟现在的中国一样，大量资本往外输出，80年代美国人就担心整个曼哈顿要被日本人买走了。当然，现在的中国资本没有多少能进入美国，因为一直受到美国的抵制。

今天的美国政府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人政府，一部分是军人政府。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政府代表。美国政治中的军人政府这个传统一直存在，比如2001年小布什政府刚执政就提出了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要围堵中国，只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暂时放弃了这个策略。过去，美国政治中主流是文人政客政府，克林顿、奥巴马等总统都是文人政客政府的代表。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而是长期存在的事情，过去为什么中美经贸战没有打起来？因为文人政府总想通过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在，商人政府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现象，特朗普是二战以来第一位成功竞选总统的商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不知道怎么跟美国的商人政府打交道，美国自身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知道怎样和自己的总统打交道。作为研究者，我们国内对于特朗普的认识很肤浅，要么把他看成旧式政客，要么把他看成强硬政客。现在的美国政府主要是“商人政府+军人政府”，商人政府在主导中美贸易战，军人政府则要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主要是那些对华比较友好的企业界人士，所以我们往往忽视军人政府的存在。其实，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直很强大。

特朗普的很多判断都是正确的，只是他用的方法大家接受不了。实际上他想解决以前美国长期面对的，但以前的总统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些大事情。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美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但美国有些既得利益实际上受到了损害，或者没有拿到多少好处。为什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受美国国内企业界的欢迎呢？我们不能光说他是搞经济民族主义，这样过于简单。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最高的时候达到70%，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八年，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中产阶级增加慢一点，但毕竟是增加了。中产阶级消失得那么快，这个社会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特朗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理解贸易战首先要思考特朗普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美国官员也摸不清楚特朗普到底要搞什么，因为特朗普自己说了算。以前，智库在美国政治运作中很重要，但现在智库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连特朗普身边的人也不那么管用了。今天你是政府的部长，明天你就可能被特朗普解雇，这就是商人的特点，也是特朗普的特点。但分析特朗普的思维是有用的。分析以前的世界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对我们理解这场贸易战也有好处。

以前的世界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一个就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讲道德也不讲强权。虽然美国的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要围堵和扼杀中国，特朗普自认为已经不可能，所以强权政治已经不可行。道德政治也不可行，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看法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不一样了。

对特朗普来说，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区别，都是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并不重要。但对以前的美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盟友，朝鲜是邪恶异类。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加拿大的G7峰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架，但他在新加坡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友好，这种行为是其他美国总统做不出来的。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以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所以特朗普对欧盟的态度与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今天，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不仅仅是对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也是特朗普贸易战的对象。

然而，我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建立起一套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内的力量太复杂，意识形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强权政治的力量还是很强大。所以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要看特朗普，还要看他身后的人。美国政府中的商人派还好对付，用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是最好的。但如果人民币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冷战。特朗普背后有很强大的冷战派，他们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

冷战是美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新保护主义一直在找机会对付中国，无论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一直在找茬。美国非常有自信能通过冷战把中国打败，但打败并不是说美国要占领中国。中国的有些战略学家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美国人说，我干嘛要跟你打仗，现在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美国主要是想把中国打下去，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美国不需要同中国打热战。美国不想跟你打热战，美国人很清楚中国的弱点在哪里。

美国为什么能打败那么强大的苏联？原因很简单。苏联完全是计划经济，完全是国有企业，没有私营企业。二战以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历史，到最后就变成苏联的军事利益集团主导了国民经济，所以搞得国家很穷。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美国通过民营企业、私营部门同苏联进行冷战。里根的经验非常成功。中国的弱点也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这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坏。美国如果跟中国打冷战，也是要引导中国进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中国的体制一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外在威胁，肯定将大量的投入注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作为大家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要跟中国打冷战？我觉得美国对中国有三个冷战判断。这三个判断和1945年美国对苏联的判断几乎是一样的。当时美国驻苏联的大使乔治-凯南写了一封8000字的电报，列举了他对苏联未来政治走向的判断。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是什么？第一，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不一样，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权威主义。美国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对中国有效，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中国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美国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使得美国企业在中国没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到海外也是只讲政治原则不讲经济原则。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所谓的“新扩张主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解读成扩张主义。（详见《郑永年：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

从中国角度来说，美国的三个判断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尤其是对比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制造2025”。现在的贸易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就像德国工业4.0版一样，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但很多人到处宣讲，让美国人误以为“中国制造2025”的唯一目标是要赶超美国，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中央把“一带一路”定性为“倡议”，并且强调机会和利益是属于大家的，这个非常好。但我们的外宣把“一带一路”声势造得过高。大家为了经济利益，为了政治上正确，任何东西都跟“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歌唱、书法甚至数学都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当然会因此怀疑“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全球的抓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我们把它变得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第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但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习近平主席明确说我们这个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民族主义太强大了不好。虽然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要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多好，从那么穷的一个国家变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1年我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都已经9000多美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40来年有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政治上我们也探索出来自己的一套道路。我们的外宣应当讲好这个故事，而非越讲人家越害怕你。

美国挑起贸易战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刘鹤副总理今年去美国主要谈农产品和石油的进口，我觉得这很好，美国终于找到可以卖给中国的东西，因为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有大量的农产品可以输出到中国。但农业产品进口太多，势必对中国自己的农业造成巨大伤害，农产品的进口应当限制。按照中国70%城市化的规模推算，即使实现了城市化，中国起码还有四五亿的农民，他们以后怎么办？如果中美贸易能在能源领域有突破的话，是一件大好事。过去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责任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想卖高科技的东西给中国。但石油没问题，中国恰恰又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虽然500亿美元或者1000亿美元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大经济体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美国冷战派目的不在此。特朗普不看意识形态，不关心中国属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特朗普背后的冷战派特别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特朗普本人不在意，他只看贸易数据。如果只是数据问题，并不难弄。但如果是技术冷战，美国以后对中国的技术发展会越来越怀疑，包括我们的“千人计划”。美国认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主要是西方技术的帮助，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后再出口欧美，所以这次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瞄准了“中国制造2025”的项目。中国不可以对技术冷战掉以轻心。

对美国的冷战派来说，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中国很多人也向现实主义转变了，意识到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前他们说中美互相依赖，说中美是“夫妻”。夫妻离婚也是很容易的。一战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比现在中美之间还要高，但是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战争了。贸易的互相依存能缓解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但不能阻止冷战甚至是热战的发生。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热战，但冷战有可能。贸易战首先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程度，如果两个国家贸易脱钩了，冷战的爆发就变得更有可能。

今天应该怎么打赢这场贸易战？中国这段时间处理得不错。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博鳌论坛讲得很好，我们要实行更大的开放政策。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西方存在三个“不一致性”。第一，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不一致性。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第二，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第三，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所以，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打贸易战。如果他打过来你就打回去，那美国相对孤立了，中国也会变得相对孤立，这样冷战就开始了。我们要利用美国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美国的资本不可能不扩张。现阶段美国资本支持贸易战就是为了使得中国更加开放。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宣布了金融和汽车等产业将更多地开放。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尤其要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如果现在不开放，到最后互联网将变成了互不联网。如果开放了，美国可能会占领中国大量的市场，但中国也可以占领到相当的份额，甚至击败美国也有可能。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人士错误地认为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中美两家之争。这个观点是错的，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一旦美国封锁了芯片、操作系统的出口，我们的互联网产业会怎么样？对美国来说，中国只是它互联网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没有中国它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市场。但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没有创新互联网，我们只是在应用领域有些创新。我们到非洲或者印尼去看看，中国的游戏产业在当地确确实实比美国强大。为什么？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日本当年在制造业方面确实有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感觉到真的威胁了。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程度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我们的大飞机基本上还是组装。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一样，我们保护汽车产业这么多年，但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没有。开放会让技术的传播更快一点。互联网也一样，现在开放还来得及，如果不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就没有未来。

知识产权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太不重视。中国早期的发展不需要投入很多，有些技术西方不要了我们就去拿过来。但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我们的经济不能再是简单的扩张。这几年中央提出来要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我觉得非常好。怎么提高产业附加值？技术就很重要。创新技术的关键是产权保护。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投资几亿人民币，研发出一个产品几天后就被“偷”走，谁还有动机去投资科研？所以产权保护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更是来自中国国内发展的需要。西方也一样，如果产权没有保护不可能发展，因为投入太大，投入大肯定要产权保护。

政府的政策变化很重要，但我觉得企业家也要转型。商人跟企业家是不一样的，商人就是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企业家就是要改变社会、改变国家、改变整个世界。西方以前也是多商人而少企业家。以前我们读法国的小说，可以看到很吝啬的一些商人。但西方的商人逐渐转型为企业家，企业家以技术创新为己任。珠三角的商人们钱很多，但有使命感的还是不多。企业家的产生和培养离不开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经济不转型、体制不转型的话，很多问题以后会更麻烦。

在是否会发生冷战的问题上，我们对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估计太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过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经济体量小都可以伪装起来，比如日本伪装成一个西方国家。中国太大，中国没法伪装也不需要伪装。中国的崛起怎样进行才能让现在的大国放心？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江泽民时代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提倡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提法的内在精神是一样的——中国不要战争，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尤其是这几年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有点过于膨胀。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西方学者开始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喻成日本二战以前的民族主义和德国二战以前的民族主义，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不会变得更好。中国现在还没有崛起，还是中等国家，从中等国家到完全崛起的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假定我们每年有5%—6%的GDP增长，我们需要十多年的时间经济总量才赶上美国，但技术上的追赶更难。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足，自主创新就是以我为主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没有一个国家的技术是关起门来可以创新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两弹一星”技术是关起门来的吗？不是的。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美国也不会关起门来的，关起门就不叫美国了。有人说，1890年以前美国是孤立主义的时代，其实也不是。1890年以前，美国已经实现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只是没有扩张到其他欧洲殖民地地盘。整个美国发展的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一个扩张的历史。我们现在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叫法。美国永远是扩张的，资本主义永远是是扩张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很多经验，明明是普世性价值，我们不能完全把它说成中国特色。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有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走出去，但如果特别强调中国特色那就走不出去了。我们总结好历史经验的话，“走出去”的学费就可以少交一点。

中国也要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大国如果不提供国际公共服务的话，像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体系就要垮掉。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特朗普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因为美国担任世界警察承担的成本太高，特朗普希望先把国内建设好后再重新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也是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一带一路”现在也提供公共服务，但我们的方式和心态要改变。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

中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实现政治稳定是没问题的。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每年实现5%—6%的增长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这样再保持15年，中国大陆经济可以发展到今天台湾的水平，甚至更高一点。但是我们在外交专业主义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中兴的案例值得大家研究。中国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一定要遵守市场的规则。我们对中兴问题不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对自己国内公司也是一样严格处罚的，比如波音公司。我们不仅要思考国家应对贸易战的政策，也要思考我们的企业和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国民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企业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这个代价不能太大。我们如果能早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2018年6月23日在中国创新大讲堂第2期的演讲稿部分内容，文章转自IPP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