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尖锐的时刻。

先是因英俄“特工门”引发“外交官驱逐战”。英国因怀疑曾为其提供情报的特工遭遇神经毒剂袭击的幕后黑手为俄罗斯，为此与美国、北约等20多个西方国家及组织前后驱逐了150多名俄外交官。基于对等原则，俄罗斯也驱逐了同样数量的西方外交官。

此次外交战的规模连冷战时都未曾有过。

接着就是刚刚引发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化武疑云”。美国认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遭遇了来自叙利亚政府军的化学武器袭击，为此美俄在联合国激烈对峙，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开赴地中海，特朗普取消访问拉美行程，并于13日宣布与英法联合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了军事打击。

此前两年里，在叙利亚反恐是俄美唯一可能合作的地方。然而，“伊斯兰国”的溃败使双方仅存的共同利益消失，地缘矛盾重占上风。俄罗斯联合伊朗、土耳其拉起“政治过渡”的大旗，美国则支持库尔德人扩充军力。此次化武危机就是双方在叙利亚地缘矛盾激化的结果，甚至有人将其与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

分析认为，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尖锐的时刻，比乌克兰危机时更严重。

无论多少次试图重启，最终总会遭遇挫败并螺旋下降，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症结，在于双方的战略目标南辕北辙。

在西方看来，俄罗斯输掉了冷战，“战败者”自然要服从“胜利者”的安排，也就是被剥夺势力范围和大国地位。西方的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中等欧洲国家”，即使不能融入西方世界，也要彻底断绝后患。而俄罗斯胸怀大国复兴梦想，想要重新团结起前苏联国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双方目标迎面相撞，因此在“地缘断层线”上爆发了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这种战略上的根本矛盾，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未来也难以真正好转。

普京和特朗普两个总统虽然曾经“惺惺相惜”，但骨子里都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玩家”，矛盾的上升不可避免。

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冲突最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大国从和平相处，滑向全方位竞争。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内部出现诸多问题，美国和欧洲政治、社会乱象迭起，“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而新兴国家发展势头较好，实力不断上升，国际秩序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深刻转型期。这种情况下，守成大国努力以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维护自身地位，俄罗斯则看到了挑战西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机会，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双方矛盾因此加剧。

西方认为俄罗斯以武力手段“改变欧洲既有边界”，对俄敌意急剧上升。“通俄门”事件也使习惯了干涉他国内政的美国国内仇俄情绪高涨。有专家称，当前美国新生代政治精英甚至比冷战一代更加仇俄。国际格局转型期本就错综复杂的局面与俄美争斗相叠合，使世界和平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十年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形势仍未摆脱低谷，反而面临新一轮危机。不少国家向外转移国内压力的冲动上升，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挥舞贸易制裁大棒，加之此次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强硬，背后都有很强的内政考虑。而普京这些年的高支持率和不久前在大选中完胜，一定程度上也与带领俄罗斯走大国复兴之路所激发出的爱国情绪有关。

第三，过去大国间保持克制的重要原因是忌惮对方的核能力。而今常规武器发展迅速，大国有可能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使另一个大国屈服。更何况，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最先研发的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本就游走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边缘，随时能以需要的面目出现。即便是在核武器方面，俄罗斯和美国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即将到期，双方都在更新核武库，未来竞争将日益激烈。凡此种种，都抬升了大国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

最后，科技和军事理论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大国之间可以利用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混合战争、网络战、信息战、舆论战、贸易战、制裁战等手段展开充分的竞争。

一方面，这些手段已可以实现过去战争才能实现的效果，使大国对抗的门槛大大降低。事实上，在这几年俄美的争夺中，双方已经在频繁、交替地使用这些手段。甚至有专家认为，应该对传统的战争定义进行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

另一方面，这些新型争夺手段多游走在战争边缘，俄罗斯与西方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双方的网络战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大国间意外的军事冲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