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李克强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也与其会见。双方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共同意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很可能在今年秋天实现访华。

正如河野太郎所言，日中分别是世界第三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除了需要处理好钓鱼岛、历史问题等敏感事项外，双方还应积极制定和落实“合作议程”，而“一带一路”建设有望为实现中日关系“转暖”提供重要机遇。

安倍对“一带一路”示好

此前数年，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一直持冷淡和消极态度，并拒绝加入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但是在2017年，他开始调整针对“一带一路”的表态。当年7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德国举行会晤时，安倍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有潜力的构想”，称愿与中方展开合作。11月，他在越南与习近平主席再度会面时重申了这一表态。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机构开始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1月22日，安倍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再次表示，将与“一带一路”构想展开合作，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

安倍本人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与自民党内重要人士和日本经济界大佬的推动不无关系。早在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就率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年8月，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日本举行，“一带一路”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12月，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厦门举行，二阶俊博以及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参加，并初步形成将福建省打造为“一带一路”日中合作示范区的想法。今年1月中旬，安倍专门与二阶俊博和井上义久会面，二阶俊博提出这一建议，安倍则表示希望以具体项目的方式实现两国合作。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趣也越发显著。2017年11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宗冈正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率领的约250人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并就日中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合作提出具体的建议方案。日本综合商社丸红株式会社的会长朝田照男表示，如果在很多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与中国企业合作，将能获得巨大利益。丸红将于2019年在阿联酋实施光伏发电项目，预计将从中国相关企业采购大量设备，这将有助于降低项目成本。此外，日本邮船公司领导层提出，考虑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已经成为汽车运输的重要基地，希望与中国公司在港湾运营业务上展开合作。在日本政府机构制定的相关合作方案中，节能环保、提升产业水平和促进交通物流将成为未来日中民间经济合作的三大核心领域。

除了企业层面的合作，日本方面也有意推动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与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进一步开展联合融资项目。自2016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亚投行在很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成员数量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至84个，目前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达到24个，涉及12个国家，贷款总额则超过42亿美元。考虑到未来15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高达2.6万亿美元，亚行行长、日本财务省前财务官中尾武彦表示，由于融资需求巨大，不需要将亚投行视为竞争对手，亚行将会拓展与亚投行的合作。实际上，近年来两家银行已进行过四次联合融资，项目资金约为8.05亿美元，涉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和印度四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带一路”需要处理好日本因素

安倍政府之所以调整应对“一带一路”的策略，主要原因是为了改善对华关系，力图在2018年实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这些年的经验或许已经让他意识到，如果一味坚持与中国“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将更难应对朝核问题等诸多地区安全风险。加之，特朗普政府已多次表示愿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既然美国至少在口头上对“一带一路”示好，始终担心中美“越顶交易”的日本则更要先行一步。

当然，日本如果能以适当方式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利的。首先，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参与，将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融资可持续性。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估算，2016年至2020年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中国不应也不可能“大包大揽”，需要推动投融资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以降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面临的投融资风险。如果背上过于沉重的融资包袱，或是造成相关国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一带一路”建设难以实现行稳致远的目标。

其次，很多日本企业在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地区已经营数十年，拥有较深的“根基”和丰富项目运作经验，尤其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尽快补足“国际化”短板。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区“走出去”，然而到了70年代，在泰国、印尼等国家，当地民众不断抗议日本企业的“经济侵略”。1977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是其长子）在访问菲律宾时提出，日本要以平等的合作者身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日本企业要为当地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促进“心与心的沟通”。这与“一带一路”提出的“民心相通”目标可谓异曲同工，中国企业不妨深入研究和借鉴过去40多年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

第三，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国家仍然担心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难免会使它们在经济上对中国过于依赖，特别是不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如果中国和日本企业能够联合承建相关项目，不仅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和分担商业风险，也有助于缓解东道国的上述担忧。实际上，泰国、印尼等国政府希望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能平衡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比如，在决定由中方企业承建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之后，印尼佐科政府于去年12月表示希望与日本合作建设雅加达和该国第二大城市泗水之间的爪哇岛干线铁路项目，并力争2018年内正式开工。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理论上讲可以为中日改善彼此关系提供空间和助力。但也要清醒看到，中日关系真正实现“转暖”还面临不少严峻挑战，安倍政府仍会继续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联手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严格限制日本企业在所谓具有军事安全影响的“一带一路”项目上与中方企业合作。究竟如何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增进中日两国共同利益和政治互信，如何在实现“强国”目标的进程中构筑稳定、健康的新型中日关系，这些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