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于TPP具有内在需求,TPP的内在动力主要源于日本希望借助“外压”来推动国内改革。以TPP为契机,安倍政府在多方面,迈出过去20年来日本首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同时,从战略角度来说,日本主要希望通过TPP11建立框架后,将来说服美国加入,防止美国走单边主义道路。目前在不少人看来,在东亚地缘经济上中日似乎正在提出两个相对的版本,出现中日领导力对抗。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应该更努力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领导力的合作,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
1月23日,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好一年后,留在TPP的11个谈判国在东京宣布3月正式签约。去年在越南岘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峰会召开前,11国在日本积极推动下进行了多轮谈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越南后,更是紧锣密鼓同相关国家首脑会谈,11国宣布原则上达成协议,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落实协定。 缺少美国的TPP,1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世界的13%;事实上,11国起初参与谈判,很大的动因也在于看上美国的巨大市场。可以说此次达成协议主要是日本积极推动的结果,这可能也是战后日本在国际多边贸易秩序构建中,首次如此直接地发挥领导力。 没有美国参与的TPP无疑魅力大减,为什么日本仍然如此执着呢?有不少人认为这缘于日本为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争夺地区主导权。毫无疑问有这种因素,但我们须要更全面和以更广的视野看待问题。 作为一个经济安排的TPP在过去几年的讨论中被高度政治化,我们还是要冷静思考TPP对于日本究竟有哪些意义。中日在地区经济秩序建设上是否一定是对抗零和,还是有合作可能? 日本执着推动TPP三大动因 首先,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于TPP具有内在需求,TPP的内在动力主要源于日本希望借助“外压”来推动国内改革。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重新定位,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日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生产前的设计阶段以及生产后的服务部分,成为发达经济体创造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经济结构改革滞后,导致20多年的低增长,很难打破各种既得利益结构。参加TPP谈判的决定,最早是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首相野田佳彦决定的,而同期的增加消费税也是野田决定的。这些都为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上台后所继承,也就是说,在TPP问题上日本存在着超党派的共识。 以TPP为契机,我们已经看到安倍政府在农协改革、降低法人税等方面,迈出过去20年来日本首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从目的角度来说,日本这个动机同当年中国“入世”以推动国内改革,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第二,从战略角度来说,日本主要希望通过TPP11建立框架后,将来说服美国加入,防止美国走单边主义道路。TPP的本质实际上是日美自由贸易协定,虽然12个国家参加TPP,但日本是否加入,对于该协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的GDP是除了美国外,其他所有成员国的两倍多,有了美国和日本的加入,该协定(在美国退出前)才能覆盖全球GDP的40%。 如果能够通过TPP多边方式实现日美自贸协定,将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可能是亚太主要经济体之间,首次通过多边方式实现双边贸易协定的案例。TPP11国如果能够建立框架,将会为可能出现的日美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日本抵制美国过分要求起到防波堤作用。 同时,TPP的签署意味着美国首次同东亚地区签订了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这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标志性事件。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同亚洲的关系非常依赖双边关系和条约,还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美国同东亚的框架。如果TPP实现,美国一个比较完整的亚洲战略和法律性文件的框架将会首次出现。 第三,日本希望通过TPP11达成协定,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程构成压力,推动亚洲经济加速一体化。由于RCEP谈判国发展水平各异,达成共识的进程并不顺利。我们需要对这两个协定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才不会被那种战略主导分析所误导。RCEP继承了传统的减关税的自贸安排,因而在短期内效果比较明显;而TPP则是超越传统意义的广泛性的经济协定,其意义是长期性的。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不具有可比性,也不是单纯的谁取代谁的问题。由于亚太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须有不同的安排,即使这次TPP“死亡”,将来还是会有类似的东西出来,因为需求并没有改变。 亚洲经济秩序重建与中日领导力合作 在不少人看来,在东亚地缘经济上中日似乎正在提出两个相对的版本,日本的TPP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出现中日领导力对抗。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应该更努力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领导力的合作,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这将是中日两国在经济秩序建设上首次同时发挥主动性展示领导力,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地区经济秩序,不存在着谁吃掉谁的问题。中日过去对于领导力(leadership)这个词都很陌生,现在安倍晋三希望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在经济上积极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同样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讲话中,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APEC峰会上都积极主张全球化不可逆,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从这些来看,中日在建立一个有规则的自由经济秩序、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方向上,不是两个对抗的不同秩序版本。 第二,特朗普当选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治理中的领导力总体减弱,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前所未有地须要认真考虑没有美国领导力的世界,谁来为亚洲提供领导力的问题。中日发挥地区领导力并不是必然排他的,而应该是相互开放和包容的领导力。 日本主导下的TPP应当对中国开放,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正在积极寻找中日甚至和第三方的合作。习近平同安倍晋三在越南会谈时指出,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新形势下,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 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在亚洲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主动发挥领导力是一件好事,中日各有优势,领导力互补对亚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