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形势紧张动荡，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多重矛盾激化叠加作用的结果。它突出地折射出世界秩序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

所谓世界秩序就是国际社会按照一定规则确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进行运转。其核心问题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以什么原则为基础。世界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之间，对此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追求。但是，作为国际法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成立联合国并且把共同认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写入联合国宪章。正常的世界秩序应该以联合国宪章为基准。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自恃拥有强大实力，一直试图主宰联合国事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长期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达22年之久。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们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直接卷入朝鲜战争；60年代美国又未经联合国授权派兵参加印度支那战争。在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更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2000年9月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为小布什总统上台制定的所谓“美国新世纪计划”，竞公然声称“美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应该高于联合国”。在这种思想促使下，美国伙同一些盟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代理人）战争等等，虽然借口有所不同，但无一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他们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为所欲为，动辄挥舞制裁、施压大棒。特朗普上台后，打着“美国优先”旗号，推行民族利己政策，对“多边主义”格外反感。上台没多久，美国政府就削减对联合国的捐款，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无视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坚持对古巴实施已几十年的封锁禁运。近日，美国在对朝鲜进行“极度施压”喧嚣中，国务卿蒂勒森竟然提议召开上个世纪朝鲜战争中拼凑的所谓“出兵国”会议，意欲何为，令人警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大国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世界各国人民期盼建立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准则的世界秩序不予认同。他们凭借在综合实力占据优势地位，一直试图主导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以他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各项法规或称“游戏规则”由他们一手制定，构建的国际机构基本上也为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大国所把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世界秩序与他们认同、期待的以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做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相距甚远，是不合理、不公平、不平等的。多年来，他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西方“自由世界秩序”正如人世间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务一样，难以持久。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基辛格在其2014年发表的著作《世界秩序》中指出“现行的世界秩序受到了全面的质疑”，“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来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秩序观，两者之间有着基本区别。过去非西方世界只是默认西方的秩序观。这种保留现在正变得直言不讳，并明确表示他们将努力进行修改”。今年2月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准备讨论的基础文件《慕尼黑安全报告》说，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脆弱，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也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会议主席伊辛格尔认为，世界秩序正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导致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后者是更主要的。

就外部原因而言，主要是这些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间力量对比正经历重大变化。尽管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还占优势，但由于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大大缩小，开始赶超后者。以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比为例。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36%，2010年的23.58%，2015年的21.9%；而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11.8%。考虑到双方经济发展速度差异，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已非遥不可及的事。

另据统计，七国集团（美、英、法、德、意、日、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2008年至2015年的几年里仅为0.8%，这只是此前25年里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的四分之一。按照购买力均价计算，2017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土耳其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将赶上7大工业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经济实力对比的改变，成为促使西方大国难以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乃至政治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内部原因而言，西方大国自身政策的错误更使其鼓吹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走向失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不得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可是，美欧等西方大国却无视这些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为推销他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推行强权政治，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在赢得对苏冷战后，美欧等西方大国联手，凭借北约、欧盟双东扩和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肢解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制造动乱。这些年来，无论在东欧地区还是中东、北非地区，战乱不已，无一不与美欧等西方大国肆意干涉这些地区国家的内部事务有关。他们在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名义下的所作所为，不仅给有关地区人民酿成灾祸，而且使自己陷入损人害己的困境。眼下在欧美等国日益猖獗的各种恐袭事件就是其恶果之一。

二、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少数几个大国确立并维系其主导世界秩序的有力工具。1999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曾著书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另一美国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同年也撰文指出，“美国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已成为美国世界领导作用的“同义词”。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的大膨胀与美国垄断资本占优势的全球化大发展同步并非偶然。

当今美欧等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显现。这不仅使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也引发美欧等国内部社会的分裂。奥巴马总统下台前曾撰文指出，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不平等，有钱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他在去年11月16日告别欧洲的演讲中，更明确地指出，“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现实给人们的教训之一是，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无论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裂的产物，而这些又进一步加剧这种分裂。

三、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系，主要靠二战后美欧军事同盟作为基石。然而，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美欧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美欧双方从盟友转变成为竞争对手，再到今日双方公开争执、对骂。特朗普上台后，奉行一切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所谓“美国优先”政策，更使大西洋两岸关系恶化到前所未见的严峻地步。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公开表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欧盟外部的一大威胁。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别人的日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必须真的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美欧之间还是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和利益冲突，归根结蒂是分配不均造成的。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的，“资本主义之恶，在于幸福之不均”。

美欧双方矛盾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但又都谁也离不开谁。不过，这种情况对于继续推进西方“自由世界秩序”不能不是沉重的打击。

特朗普去年大选获胜后，基辛格曾对日本记者说，“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正在面临终结，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二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已告终结，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这谈何容易。不仅美欧等西方大国还在力图维系其主导的秩序，而且世界上各个地区、各类国家都有自己的诉求。现实是，旧的秩序难以为继，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美国学者哈斯称之为“无序”时期。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乱象概源于此。

为了世界和平，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他还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的。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党的19大会议上又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践行这些承诺。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作出的新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