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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宗泽:国际秩序的再平衡并非一场意外
发表时间:2017-11-17 10:38 来源:国际网
可见,中国在这一轮国际秩序再平衡中的特殊角色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崛起是“体制内”的崛起,是在全球治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条件才实现的,因此,中国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而后一角色的光芒正越来越盛。

今天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际,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均在重新洗牌,国际秩序出现再平衡的机会之窗。

美国《时代》周刊近日在封面上用中英文写上“中国赢了”,德国《明镜周刊》也在封面上标注中文“醒来”的汉语拼音,封面文章则以“觉醒的巨人”为题,称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大西洋两岸这些几乎同时发出的声音,再次将中国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无论如何,中国仍需不忘初心,抱元守一,争分夺秒,砥砺前行。

西方的平庸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经历了从“历史的终结”到“后西方”过山车式的落差体验,陷入了如今的“平庸”泥沼。苏联的解体让西方一度为自己的“不战而胜”弹冠相庆。但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有人开始反思,认为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并认为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有力的政府才是。而对于今天困扰世界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难题,西方显得江郎才尽,拿不出有效办法,失去了制度创新的动力。

“黑天鹅”与“灰犀牛”交替出现,让人惊魂未定。而西方所谓的不战而胜仿佛一个朝露般的童话。曾自诩要以“规制权力”塑造世界的欧盟却遭遇英国脱欧的滑铁卢,如今双方正为“分手”而战,硝烟四起,这场战事注定没有赢家。近年来欧洲多重危机叠加,主权债务危机、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恶性循环,欧洲人曾经的淡定荡然无存,高枕无忧的日子不知不觉间已成追忆。

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负责人伊申格尔警告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动荡不安,一些西方社会以及自由国际秩序最根本的基础在发生动摇;世界有可能正迈向“后西方”时代,也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该会议主办方推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研究报告,引发诸多躁动与不安。

美国的“退群”

更让西方郁闷的是山姆大叔任性地“退群”。以“美国优先”为口头禅的特朗普,对内描述了一个暮色苍茫的美国,背负巨额外债、贸易逆差;对外则与大西洋联盟伙伴若即若离,将其上任后参与的第一次北约峰会变成向欧洲盟友“催债”的声讨会;进驻白宫后他接连打出组合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韩FTA,对伊朗核协议也萌生退意……这串眼花缭乱的动作让小伙伴们目瞪口呆,担心美欧分道扬镳为时不远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声叹息:以后只能靠自己了。

针对说“不”的特朗普现象,众说纷纭。有人称美国已经厌倦费力不讨好的江湖“盟主”地位,而是以“美国优先”在整顿朝纲,或许将从世界事务中抽身,由此担忧“美国治理下的国际秩序”命悬一线。也有人不以为然,声称美国不过是以退为进,说白了,退出仅是表象,捞实利才是根本。

美国的退出行为客观上可能削弱有关国际组织、机制或条约的有效性,并导致保护主义思潮泛起。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最近在越南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制定相关规则的组织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将捍卫其商业权利,不会签署束缚手脚的多边贸易协议,不会再让别人占美国的便宜。美国舆论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而美国的退出行为还会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很可能被他国追随效仿。比如以色列已宣布跟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和日本等美国盟友退出该组织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眨眼之间,美国这座“山巅之城”被挥之不去的阴霾所笼罩。

中国的进取

当别的国家在做减法时,中国在做加法。近年来,中国接连提出“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积极参与G20、金砖机制等,并在其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的作用有助于填补全球治理的赤字,促进国际机制乃至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充分、更平衡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可见,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承担大国的责任,做应有的贡献。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撬动国际秩序的再平衡。一方面是西方陷入前所未有的平庸与困境。尽管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承认,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下降,意愿减弱,缺乏思想创新;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贡献诸多新的方案与思想。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全球力量对比更加多元、均衡,大大增强了它们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现行国际秩序存在诸多缺陷,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设计者们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全球未来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因此国际秩序的再平衡并非一场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通常国际秩序的演变有两大动力,一是危机驱动,二是力量对比变化。金融危机之后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操盘手,新兴经济体“坐上了主桌”,为拯救世界经济做出宝贵贡献。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15年的改革方案中,才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

诚然,西方的平庸与中国的进取形成鲜明对比,这让一些历来自以为是的人感到刺痛与扎心,不甘与愤懑。《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没有哪个政府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来继续制定管理全球体系的政治和经济规则。但如果你必须押注于一个当今最具优势的国家,那么中国会是比美国更明智的选择。可见,中国在这一轮国际秩序再平衡中的特殊角色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崛起是“体制内”的崛起,是在全球治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条件才实现的,因此,中国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而后一角色的光芒正越来越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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