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帝国功业消陨之后，西班牙早已远离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其为世人所熟知者，也无非内战（1936-39）与佛朗哥独裁（1939-75）。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同时开启了两大进程：一为民主建设，二为国家建设，都颇为成功，荫庇西国繁荣安定数十载。近年欧洲激流湍涌，人们一时也顾不上关注小小的西班牙，不承想它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返聚光灯下：

2017年10月1日，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了一场独立公投，投票率为43%，92%投票者支持独立，西班牙政府定此公投为非法，并拟接管加泰地区。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中央政府遂启动强制措施，全面接管加泰地区。

为何几十年来一直与中央政府友好合作的加泰罗尼亚突然闹出那么大动静？需知连巴斯克极端组织“埃塔”也于2010年停止了武装袭击。那么，享受了几十年好日子的西班牙能否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呢？

西班牙是欧洲对外扩张的先驱，建立了近现代的第一个全球性帝国，到16世纪末达到鼎盛。但有意思的是，西班牙的民族主义非常微弱，远逊于意大利、巴尔干等邻居，堪称进入“民族国家”状态最慢的欧洲国家。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历代西班牙王朝都并非完全集权，地区自治度比较高；第二，西班牙的现代化道路走得相当不顺，比如，世俗化程度远逊于法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欧洲，因此“民族主义”缺少必要的配合要素，未能充分发展起来；第三，自从拿破仑之后，西班牙就没有重要的外部威胁。

因是之故，18世纪以来，西班牙内部一直存在“统独之争”。在18世纪早期，推崇统一的波旁王朝排挤同情地方的哈布斯堡王室。随后在王位继承战争中，统一派和阿拉贡、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纳瓦拉等形成了对垒。在1873-74年“第一共和国”期间，西班牙政府宣布要建立“共和的邦联”，但激起强烈反对，随着军事政变而不了了之。在1931-39年“第二次共和国”期间，西班牙政府希望给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等自治，最终以内战收场。内战后，佛朗哥上台，禁了地方的政党和工会，还推行严酷的语言、文化同化政策。不少地方上的精英，为了保护商业利益也支持佛朗哥的政策。

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开启民主转型，并于1978年制定了新宪法。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了央地关系的宪法，也由此开启了欧洲战后最大规模的权力下放实践。经过多年混乱、分裂、内战、独裁后，西班牙人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各方都尽力寻求共识与妥协。当时普通西班牙人一般都认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文化语言都别具而一格、受压已久，获更大自治权已为大势所趋；而且，西班牙如果要向民主转型，就必须配合给地方放权，否则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合法性。

1978年的新宪法是共产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地区主义者等多方妥协的产物，在全民公投中获超90%民众支持。宪法中的第二条一方面强调西班牙是个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认可地方向中央申请自治。为避免触怒统一派，宪法通篇没有出现“联邦”一词。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对新宪法不满：军方在1981年发起政变，而巴斯克地区的激进地区主义者则坚持了多年的暴力抵抗。

对于地区自治，新宪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一揽子计划，西班牙政府在施行的时候也非常小心谨慎。一开始获得自治权的只有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三个地区。加泰罗尼亚尤其被视为地区自治的试金石。与巴斯克不用，加地民族主义的暴力性并不突出，主要政治势力主张与中央政府合作。

但当上述三地获得自治之后，其他地区也快速跟进，一些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半点自治意思的地区也要到了自治权，包括首都马德里地区。其过程通常是一地先举行自治公投，然后由中央政府承认公投有效。为了表明“自治有理”，各地纷纷将方言升格为“语言”，还设计了区旗。到1980年代中期，西班牙出现了17个自治区，成为一个制度化的联邦国家。

各自治区成立后，仍相互攀比着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权。到了21世纪初，瓦伦西亚地区议会通过了一条“最惠地区”条款，意即除修宪的情况外，任何其他地区再获得的新自治权，都会自动复制到瓦伦西亚的法律中。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

总体而言，西班牙的模式被认为非常成功，和其他国家对比高下立现——既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也没有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分家；既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陷入内战，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要面对车臣没完没了的分离活动。如有学者指出，西班牙的自治，是“一片和平、协调，而且依宪、民主”，“在多民族国家走向完全的民主化进程中十分少见”。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提及的“精英共识”、“渐进放权”两个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西班牙整个国家都信奉天主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并非落后地区而是西班牙的工业和资本中心，地方争权之时中央的权威已经建立。

然而，近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却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这个变化最终导致了“西班牙模式”的危机。自2005年以来，加地支持独立的民众比率逐年提高，一些民调显示从一成多升至近五成。

2012年9月11日，加地首府巴塞罗那爆发百万人之众的大规模的独立游行，并最终导致在11月提前举行地区选举。在选举中，坚决支持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ERC）得票大幅上升，新成立的支持独立政党加泰罗尼亚候选人团结党（CUP）进入地区议会。相反，主政加地多年的温和政党民主联合党（CiU）得票萎缩，内部政见分裂，最终在2015年分崩离析。2014年11月，加泰罗尼亚举行了象征性的独立公投。2015年9月的地区选举中，独立派联盟获得过半席位。11月，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了从西班牙独立的决议。

加泰罗尼亚在短短几年间出现独立运动高涨的局面，是多种高原因汇合所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重创西班牙，西班牙失业率近四分之一，年轻人半数没有工作，35万个家庭因还不起房贷而无家可归。2011年5月，西班牙爆发“愤怒运动”，被称为欧洲的“阿拉伯之春”。随着“我们能党”、“公民党”等新党横空出世，西班牙传统政党格局土崩瓦解。西班牙从“成功案例”迅速变成“问题国家”，而欧盟不但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解决方案，反而成为麻烦根源。民众对统治精英失去了信任，整个国家都在为困境寻求解释、寻找出路。

加泰罗尼亚民众很快找到了一个解释——自己“贡献多而花钱少”。加泰罗尼亚仅占西班牙总人口的1/10，却贡献全国总税收的20%，每年向其他地区划拨的资金达到了西班牙GDP的1%。而同为富裕地区的巴斯克则财政独立，也不需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划拨给其他地区，这让加人觉得很不公平。加人把不满指向了中央政府，希望向中央政府索要财政自治权。

有两个民调可以佐证这种分析。第一个民调是巴斯克地区的独立意愿，从21世纪初到现在一直维持在三成左右，并未因经济危机而有明显变化。第二个民调是加泰罗尼亚民众支持独立的原因，只有两成多指认为认同原因，而七成多指认为政治和经济原因。

2010年，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加泰罗尼亚2006年通过的“自治章程”（即地区宪法）中部分条款违宪，导致很多加人认为，中央自治政策已开始倒退，在西班牙宪法框架内已不可能获得更大的自治。2009-2010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财政赤字达到160亿欧元，遂被中央政府逼迫推行紧缩政策。2012年，加泰罗尼亚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财政自治权的谈判破裂。很多加人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蓄意借危机减少加地的自治权。

此外，由于生活水平下降，以及独立后“再入欧盟”的前景，民众对独立后的风险不那么看重。加之苏格兰公投、英国公投等国际事件的刺激，加人更觉公投独立有理。

但值得指出的是，独立并未得到所有加地势力的支持。加地长期主政的民主联合党（CiU）主要票源来自本土产业资本家及小城市中产阶级。这些人现在认为独立更符合自己利益。但全国性的政经精英以及大资本家对独立并不待见，因为独立显然将影响加泰罗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且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回顾完历史，我们可得以下几点启示。第一，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是多方在对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妥协、求共识的结果，来之不易，西班牙国内对此有清醒认识，也都十分珍惜。很多支持独立的民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把独立当策略，希望以此达成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可以说，无论是“独立”还是“镇压”，博弈算计的色彩要多于深仇大恨，且各方也不可能完全丢掉妥协与共识精神。如果此次的冲突能依照宪法而得到管控，那么说明“西班牙模式”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宪法是西班牙这种类似联邦制国家内部和平的最终保障。但宪法只规定了央地关系的一个大体框架，具体如何实行有待摸索。过去几十年，西班牙一直摸索着“放权”，现在放权的潜力已经耗尽，开始摸索着如何“收权”。无论是放权还是收权，都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观察家，都要有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

第三，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是西班牙乃至欧洲多重困境的一个缩影。民族主义并未消退，在历史动荡关头，它总能因地缘、经济、认同等种种不同原因而重新冒头，且来势之猛，可超想象。固然，欧洲当前的民族主义已沾染了“后现代”的色彩，但欧洲民族主义的再次崛起对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有足够的警示意义。

（作者为欧洲问题专家，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