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伴随全球主义的弱化，复兴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外交中的孤立主义强势崛起。就孤立主义而言，英国脱欧也罢、特朗普现象也罢，都是当今孤立主义崛起的例证。

孤立主义肇始于19世纪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

从纵向的历史看，一般认为，孤立主义肇始于19世纪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通过孤立主义原则与均势原则交替使用，英国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外交利益。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当欧洲各国力量失衡，出现某一突起强国或国家集团威胁到欧洲和平，主要是威胁到英国利益时，英国通常运用均势原则，扶弱抑强，维持欧陆国际力量大致均等；而当欧陆相对稳定，英国便摆出不干涉欧陆事务的面孔，不与欧陆列强结盟，持孤立原则，静以待变，保留再度制衡欧陆列强的自由，这样使英国进退自由，立于不败之地。”虽然英国玩弄的孤立主义政策由于自身实力不济，到19世纪末已经难以为继；但即便如此，在与其他列强签订结盟协定，以保护其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安全时，也极力否认这是军事结盟的举动，可见英国的孤立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且发挥影响力。

从横向的空间看，英国的这一外交传统传承到了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手中，而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孤立主义在美国人手中玩得更是炉火纯青。只不过由于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不同，因而在奉行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或政策时，英美两国各自所追求的目标也就迥异。具体而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孤立主义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之前，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不卷入旧欧洲大陆的纷争；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同外国政治发生联系、避免同任何国家订立永久性同盟，以维护其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在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之后，这种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一战的反思，认为一战没有带来和平，因此“再也不能通过错误的理想主义把美国引入欧洲战争中去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方，以及以萨缪尔·亨廷顿和小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有关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美国应采取孤立主义对外政策还是全球主义对外政策。具体而言，肯尼迪警惕美国因“帝国战线伸展过长”而步西班牙（1600年）和英国（1900年）由盛而衰的后尘；亨廷顿和奈则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新孤立主义在政界的代表人物是1992年参选总统的帕特·布坎南，他主张严格以国家利益来确定外交政策目标，应把政策重心置于国内问题上，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

与英美孤立主义相比，俄罗斯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则“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扩张所遮掩”，虽然“俄国孤立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外交传统或者一项对外战略，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地，英美式的孤立主义“都有别于东方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中国和日本都长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本国与外国之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高墙，严格限制与外界的经济、贸易、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联系，政治上更是如此”。相反，英美式的孤立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孤立主义，都主张与本国以外的世界保持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各种联系，有时甚至成为本国均势政策乃至扩张主义政策的工具。

英美孤立主义的不同之处

英国孤立主义是指“在一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上，英国政府倾向于孤立政策，不与其他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欧洲冲突，保持自己孤立于任何欧洲盟国之外”。简言之，“孤立主义是在英国单独强大时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一种明智手段，是英国外交原则的体现，贯穿于19世纪英国外交的全过程”。由此观之，历史上英国的孤立主义，乃是实现英国霸权的一种政策或指导原则。其出现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英国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使之进可操纵欧洲事务，退可固守家园；英伦之外，英国主要利益集中在欧洲之外的自治领、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这使得英国无须总是陷于欧陆事务；英国实行孤立原则的实力基础——海上优势——与其地理位置和庞大的海外利益相适应。虽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丧失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实力基础，但孤立主义传统对英国外交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这尤其体现在英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态度上和行为上。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与英国类似，但在其早期则比较消极。无论是1796年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提出的“避免与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还是1801年杰斐逊提出的“不缔结纠缠不清的联盟”，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个刚刚建立的共和国的独立性。到了1823年门罗主义发表时，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和美国自己在美洲扩张的借口。随着19世纪末世界各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建国以来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受到冲击，逐渐向全球主义转变，并在二战后完成了这一转变过程。可以这样说，二战之后，美国孤立主义与其说是一项政策，毋宁说是一种传统。作为一种传统，只要条件适合，孤立主义思潮总是不时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中得到体现。例如，上文中曾提到，由于担心“帝国战线伸展过长”，冷战后新孤立主义思潮就曾在美国泛起。

两相比较，英美都经历了一个孤立主义由作为其各自对外政策到作为其各自对外政策传统的变化过程。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是因为自己在无力维持其全球（准）霸权国地位时，不得不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因此这种变化会带来重大影响；美国则是在从（美洲）地区性强国向全球性霸权国迈进过程中，改变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因此这种变化会带来更加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代英美孤立主义述评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美孤立主义，尤其是当今的英美孤立主义，都呈现出明显的“每况愈下”态势。就英国而言，这种“每况愈下”情形，表现为曾是英国19世纪大战略核心内容的孤立主义，如今已蜕变为惺惺作态的脱欧公投行为。孤立主义曾是英国制衡欧洲其他列强，乃至主导世界事务的利器。但自19世纪末以降，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孤立主义开始嬗变为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是顾影自怜的凭借：面对欧洲大陆的整合，英国的心态有时是欲拒还迎、有时则是欲迎还拒。在当代，英国惺惺作态的孤立主义，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英国脱欧这一孤立主义行为，无疑将对英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源于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不断上升的地位；相反，这种影响恰恰是源于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所致。从全球层面看，当今变化中的国际权力结构体系，要求欧洲（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事务中用同一个声音发声，从而产生更大影响；以此为依托，英国在世界事务中将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英国“成功”脱欧使得这种可能的影响戛然而止。从欧洲层面看，英国这种无孤立主义的实力依托、却行孤立主义的对欧政策，似乎让人感受到上文提及的东方式“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从大西洋两岸的英美关系层面看，失去欧盟依托的英国，将会在美国眼中更加“人微言轻”，遑论昔日的英美“特殊关系”。从英国本身的层面看，这种受制于民粹的惺惺作态的孤立主义，只会使得英国国民的身份更加撕裂，而非加其强身份认同。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贸然得出结论说，这一代的英国精英缺乏其先辈的孤立主义式抱负。所谓时也，势也！可即便如此，有着“辉煌”传统的英国孤立主义，也不应在民粹声中“谢幕”。

美国孤立主义的“每况愈下”，也需要从历史的踪迹中加以辨析。如果说19世纪英国是因自己的“国强”身份而行孤立主义对外政策，那么19世纪以前的美国则是因自己的“国弱”身份而采用此战略——保护自己在美洲的行动自由和领土扩张。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及以前的英美孤立主义，都是其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只不过对前者而言，孤立主义是为了图谋世界霸权；而对后者而言，孤立主义则是为了巩固自己在美洲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随着20世纪的到来，尤其是二战的结束，英美全球性强国与地区性强国的地位互易，美国孤立主义越来越具有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的色彩，这从冷战期间的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双脱钩”政策，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出现的新孤立主义思潮中可见一斑。换言之，作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主导性对外战略——全球主义对外战略——的辅助性内容，孤立主义虽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但却像19世纪英国交替使用均势原则和孤立主义原则一样，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次抬头。其背景是“突出美国的霸主地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主导作用”的新干涉主义，尤其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新干涉主义外交理念的新保守派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以及叙利亚内战中受挫之后。但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初选中，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开始从美国对外战略领域，延伸到了包括贸易、同盟关系、移民问题在内的其它领域。如果说新孤立主义依然还是出于理性，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那么在2016年的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中，则增加了民粹主义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今的美国孤立主义与英国脱欧孤立主义，不仅在非理性上有着相通之处，而且在“每况愈下”方面也是异曲同工。例如，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中三位最有影响力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无论此前是支持还是反对TPP，他们在选举中出于民粹考虑，都争先恐后反对TPP。再譬如，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从来都受惠于移民，但民粹力量却使得特朗普在移民问题、尤其是在与特定移民群体相关的族裔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因此，当今“每况愈下”的美国孤立主义，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而且因民粹主义情绪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美国对外政策也必然受到其影响。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