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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陶陶:金正恩元帅靠什么赢得朝鲜人的忠诚?
发表时间:2017-09-19 17:04 来源:国际网
尽管朝鲜政权的统治术,能够实现国家的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金氏家族就可以高枕无忧。城乡二元经济、等级配给物资和主体思想,不仅仅稳定了朝鲜的秩序,消弭了革命的可能,同时也窒息了朝鲜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使之不可能创造出类似于中国经济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基于政治稳定而构建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摧毁经济活性和潜力,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制度。而且不难想象:朝鲜开放的后果不仅仅将使朝鲜的意识形态遭受质疑,这可能催生不可逆料之灾难。

外界对朝鲜政局常常有很多困惑:

朝鲜民众的生活明明极为贫苦,为何无法滋生出对金氏家族的足够反抗意识?

朝鲜政权看起来如此不可理喻,为何依然能够拥有那么多坚定的支持者?

金氏家族父死子继的权力轮替,违背现今常理,为何竟然能够获得国民的认可?

在很多外人看来,这个政权显然已经偏离了现代主流政治教科书里的一切价值观,却依然或者至少看上去精力充沛,甚至敢于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强国同时发起挑战。这无疑令人费解。

不过,如果“存在即是真理”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么,朝鲜政权的存在必然有值得理解的”真理“之处,那么,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真理“之处其实非常简单。

即,朝鲜政权的权力运作,虽然背弃了学院政治教科书的一切规则,却遵从了现代马基雅维利的常识。很显然,政治的运行并非依据教科书,而现代马基雅维利的常识则使朝鲜政权得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构建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朝鲜为何能够稳定?

首先,与外界的认识完全相反,朝鲜实际上并不存在政治层面上的真正穷人,更不会有足够刺激反抗情绪的贫富差距。

在认识这一问题之前,读者需要理解一个有趣的概念:“什么是穷人?”

实际上,穷是一个对比的概念,而非孤立的存在:它本质上是富的相对副产品,没有富人的出现,就不会有穷人的存在。衣衫褴褛者的眼前如果没有珠光宝气,那么他就不会意识到衣衫褴褛是一种羞辱;粗茶淡饭者若是从未见过山珍海味,那么他就不会觉得粗茶淡饭会成为一种煎熬。因此,“大政治家为了麻痹穷苦者的反抗意识,必然致力于将贫者、富者进行隔离分区。”

“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被大革命家视为普遍真理的概念就是最贫穷封闭之地区,政治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往往最低”

朝鲜政权完美践行了这一原则。朝鲜通过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使得生活相对良好特别是享受福利的平壤市民,与穷苦的农村朝鲜人呈现出事实上的隔离——这导致广大生活贫穷的朝鲜人,实际上在其视野之中根本看不到比他明显富裕的人。因此,虽然他们在外界眼中的生活极为艰辛,但却很难产生出贫穷的痛苦和不满。因为,“(政治家需要意识到,)贫穷本身并不会产生痛苦,只有看到富裕人之后,贫穷才会给穷人带来难以言状的羞辱和不满”。

在这种高明的体制下,朝鲜的民众只要不存在饿死的风险,其在政治上就是足够的稳定的。

其次,朝鲜完全摒弃了市场经济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等级制度,确保了部分民众的社会满足感以及政治认同。

在朝鲜,无论是居住场所,还是生活用品,都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管制。若非达到相应的级别,朝鲜人不可能在良好的地段拥有房产,也不可能有资格购买汽车,良好物资能否取得并不取决于朝鲜人的经济实力,而取决于其在该体制下的等级地位。这实际上构筑出一个金氏政权体制下牢固、真正的利益阶层。同时,平壤市民享受着从医疗到教育的全面福利,相比于平壤以外地区的朝鲜民众,平壤市民乃是朝鲜体制下不折不扣的相对利益既得者。

事实上,一个人是否富裕、是否有尊严感、是否幸福,并单单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更取决于他与周边人的对比。平壤市民深知自己的生活水准远远优于他所了解到的其他朝鲜人;受金氏体制庇护的部分朝鲜人获得了拥有汽车和良好房产的特权。诸多远超出普通人的特殊好处不可能不激发享受者强烈的优越感和幸福感,考虑到这些优越感的存在基础仅仅源于金氏体制,这些人不可能不拥护金氏王朝。

所以,尽管很多外界人士,认为平壤市民的幸福感是伪装的,对金将军的热爱是虚伪的,但实际上,这些推测很可能截然相反。因为,幸福感和满足感都是与周边之人对比出来的(而非与看不到的外国人对比),考虑到其他朝鲜人远比平壤市民贫穷,平壤市民没有理由不幸福,也没有道理不满足。

最重要的是,朝鲜政权构筑了一种匹配其统治体系之类宗教的意识形态,通过不间断的教育,使之能够成为朝鲜社会的牢固观念,使外人眼里难以忍受的奴役变成朝鲜民众心中的顺理成章,而封闭的社会环境足以使这种观念不受外部危险思想的冲击。

观念是一种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一种压迫会不会遭到反抗,从来都不取决于压迫的程度,而取决于被压迫者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压迫。世人眼里印度贱民所承受的压迫令人发指,但一旦印度教等级观念扎根于贱民之心,则任何痛苦都会变得理所应当,反抗意识也就不会出现。同样,朝鲜的主体思想,很大程度上使得朝鲜民众认为金氏政权所作所为皆是合乎道德且理所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人的反抗意识很大程度上被消弭。

所以,作为一个不存在贫富差距、拥有坚定、稳固的利益阶层和统治观念的体制,朝鲜金氏政权的稳定是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的。

朝鲜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因财政而改革

不过,尽管朝鲜政权基于现代马基雅维利的统治术,能够实现国家的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金氏家族就可以高枕无忧。

城乡二元经济、等级配给物资和主体思想,不仅仅稳定了朝鲜的秩序,消弭了革命的可能,同时也窒息了朝鲜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使之不可能创造出类似于中国经济的奇迹。

隔离的城乡社会,确保了城市人口特别是平壤市民的优越地位,但也完全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通;

等级配给制度的后果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亦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扩大不再可能,民众致富和劳动的欲望被完全压抑——因为致富并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物资;

主体思想的宗教性质和绝对性,构筑了绝对统治秩序的社会观念,但也彻底抽离了民众的叛逆性和思考能力,使得对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变得困难重重——而创新恰恰源于叛逆和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基于政治稳定而构建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摧毁经济活性和潜力,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制度。考虑到朝鲜核计划和先军政策的耗费愈来愈大,平壤市民的福利消耗难以降低,以及西方和中国对朝制裁的加重与援助的减少,朝鲜政府的未来财政处境无疑令人堪忧。

与1779年的波邦王朝和1985年的苏俄一样,可以预见的财政危机将迫使朝鲜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开放改革,而这恰恰是朝鲜政局最为的危险的时刻。

不难想象:开放的后果就是外来思想和人口的大量涌入,这不仅仅将使朝鲜的意识形态遭受质疑,也让平壤市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相比于外界特别是南韩的贫穷,而改革则会使得以往顺理成章的痛苦变成难以忍受的不幸,这些都很可能催生不可逆料之灾难。

“经验显示,一个邪恶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自我改革之时。只有大智慧才能拯救,在长久高压之后决定与民更始。原来仿佛无可避免而极力忍受的苦难折磨,一旦有可能脱离,它就变成无可再忍。改革因而只是更加清晰地揭露什么还是高压,什么更难强抑忍耐。”

——基辛格《大外交》讨论匈牙利革命,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话

从现代马基雅维利的角度来看,金氏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远古世界的木乃伊,而非现代政治的产物,这决定了它只能存在于完全密闭的封箱之中,依靠时光停滞的幻觉而勉强存活。所以,任何试图改革这个制度,开放这个国家的举措,都意味着密闭封箱的破损,都将在这个国家引发无可挽回的后果。

(作者为宏观政策分析师,文章转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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