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近期连遭重挫，继所谓“首都”、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遭合围，最后的大本营、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被解放后，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又被证实死亡。毫无疑问，叙伊战场形势标志着国际反恐军事行动的阶段性胜利。

IS崛起可归因于以下关键因素：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社会治理失败导致教派矛盾上升为政治冲突；恐怖组织领导阶层与组织架构成型；宣布建国形成人、财、物等实力聚合；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超越地理疆域渗透高危人群。

现在的胜利，正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国际治理和反恐斗争的结果。

第一，打击IS的国际政治基础出现。2015年后，面对IS建国、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严峻局面，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关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达成基本共识单边主义干涉政策开始回归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各大国相继在叙利亚地缘政治问题上达成最基础的妥协。

第二，社会治理缓和教派政治。伊拉克政府经过了复杂而艰难的政治磨合，某种程度上，反恐战争开始超越教派政治成为社会基本共识。

第三，建国方式以及叙伊战场的地理特点，决定IS作战方式不是寸土必争，而是围绕大城市和重要支撑点进行争夺，一旦摩苏尔、拉卡、巴布、曼比季这样的大城市和支撑点丢失，就会使其在沙漠戈壁中一退千里。目前，摩苏尔和拉卡同时丢失或被困，对于“伊斯兰国”的打击尤其严重。

同时，美军吸取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教训，广泛采取特种作战战术，主要通过情报、空袭、技术保障等协助地面盟军展开战斗，定点打击与斩首行动屡屡得手，这种伤亡小而战果大的作战形式，有效打掉了IS的领导阶层与组织架构，极大削弱了IS的领导能力。

现在，IS已失去了几乎所有与周边国家如土耳其、约旦的毗邻区域，疆域的孤立隔绝意味着其已难维持大规模战争。

第四，各国相继构建抵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防线极端恐怖主义思想接触、感染边缘人群的能力下降，极端思想人员实施恐怖袭击的难度增加。

不过也需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胶着。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本就复杂，这是IS尚有余力的领域。国际反恐斗争现在的胜利只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基础尚不牢固。国际社会为解决叙伊反恐问题仅达成了最基本的妥协，共识基础还远不能适应后IS时代的全球反恐行动。

首先，美国和中东地区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矛盾始终存在，脆弱的政治平衡极易遭受破坏。美国反恐军事战略高度依赖库尔德力量，但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军”视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者，伊拉克库尔德则有独立建国诉求。美国在推动库尔德力量打击IS的同时，又要安抚好土耳其、伊拉克甚至伊朗，政策难度如同踩在跷跷板上耍戏法。

其次，美俄近期在打击IS问题上表现出战略协作态势，建立了预防冲突的沟通机制。但长远看，美俄甚至包括土、伊等地区大国，对于叙利亚战后政治重建的分歧依然明显，整合一个国际各种势力插手六年的内战国家，其难度不亚于另一场反恐战争，而政治重建的失败将为IS再次崛起提供契机。

IS遭遇重挫，但全世界对恐怖主义保持警惕的弦不能松下来，反而应该分析后IS时代哪些地方可能成为重灾区以及如何予以防范。

目前，IS的组织架构已遭严重削弱开展有组织的海外行动的能力大大下降。未来，遭受恐怖主义严重冲击的很可能是具有成熟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基础的地区，尤其是与当地武装组织结合如也门、阿富汗、非洲萨赫勒地区、利比亚等。遭受恐怖主义间接影响的将依次是恐怖分子来源国、周边地区以及欧美发达国家，IS恐怖高潮过后，恐怖主义进入蛰伏、变异阶段，虽可能低烈度的无序回流、渗透周边国家甚至更大范围蔓延，但最终爆发还需一定时间，需要等待新的影响地区稳定的事件发生。

当然，这种间接影响方式也给大多数国家赢得了时间，相关国家应有序应对恐怖主义回流，标本兼治地消除恐怖主义社会土壤。总的来看，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依然存在，尤其是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尖锐。相对于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建立完备的国际反恐治理体系，完善各国应对恐怖主义冲击的法治体系，构筑国际文明共识遏制极端主义思潮，则是更为艰巨的长期化过程。

（作者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中心副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