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个“自信满满”的印度昭然出现。这种自信有很大一部分源自该国总理莫迪初见成效的内部改革措施：在“印度制造”、废钞令、商品服务税(GST)改革之外，莫迪还设立“转型委员会”以取代国家计委，并用“三年行动计划”“七年战略规划”“十五年远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计划。莫迪的这些改革是他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调控能力的举措，客观上有助于打破原有利益藩篱，助推印度经济维持动能。

印度的计划经济始于立国之初。当时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极其渴望独立自主。为此，尼赫鲁背弃了圣雄甘地“家庭小工业”“回到农村”的主张，转而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企图把印度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快速打造为工业国。当时，尼赫鲁也建立了国家计委和各式各样的机械工业部，制订五年计划，在各地掀起投资、建设热潮。崇尚工业大发展的尼赫鲁当时甚至宣称“大坝应该成为现代印度的神庙”。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模式匹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印度的计划经济很快被官僚集团占据。印度既没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利润导向，也没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命令导向，因此出现了一种最糟糕的现象：由于计划经济的条框限制，印度的自发经济活动受到严格制约，自下而上的市场调节几乎失灵；同时，由于印度也没有一套高于官僚体系的政治系统，这导致占据大量资源的官僚集团各自为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也几乎失灵。

此外，由于没有完成彻底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和基层政权的渗透，印度与中国、苏联相比，资源动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虽然印度和中国一样在早期的五年计划中实行了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却没法像中国一样集中优势资源搞工业化重点突破。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还不明显，但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印度就出现了后劲不足的状况。因此，在中国具有很强进取性和导向性的五年计划，到了印度就成了抱残守缺的切蛋糕工具。

围绕这套体制，印度滋生出一个空前封闭僵化的官僚集团，而印度国家计委就成了这套体系的缩影。由于有权向各邦分配中央资金和批准中央的资本支出，印度国家计委积累了极大权威，甚至成为与内阁平行的组织——因为印度总理既是内阁首脑，也是计委首长。印度国家计委依托强大的职业官僚集团，既可以抵抗来自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压力，也无需理会市场运行的逻辑，因此就发展出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例如，印度国家计委常常无视各地不同情况，机械地套用“统一标准”，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计委的各种规划时苦不堪言。例如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就因其特立独行的作风而多次受到国家计委的干涉。

在印度人民党2014年大胜之后，莫迪就开始盘算他的计委整改计划：用以智囊咨询为主业的“转型委员会”代替以审批分配为主业的国家计委，用建议性的各类规划代替指导性的五年计划。虽然莫迪宣称要使计划制定更加“自下而上”，但是他的改革事实上把计委官僚的权威转移到他所控制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和财政委员会。如此一来，莫迪可以更加灵活地在各邦间分配财政资源，并可以更自由地制定中央的资本支出，从而增强中央的掌控能力。在计委改革之后，新成立的转型委员会一跃从僵化封闭的官僚独立王国，转为莫迪身边的头号改革智囊，通过设计框架、发布意见、评估效果等方式，不断把莫迪的改革意图贯彻进政策之中。

转型委员会的许多策略方针中都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子。例如，在转型委员会新颁布的《2017-18至2019-20三年行动规划》中，滨海经济区就是印度学习中国经验的集中体现。其实，印度早在1967年就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但是由于规模小、数量多、地理位置不合理，且行政管理落后，印度的几百个经济特区纷纷沦为鸡肋，有的还成为偷税漏税的乐园。而在莫迪的推动下，此次由转型委员会主推的“滨海经济区”则彻头彻尾模仿深圳特区——规模大、数量少、处于滨海便利位置，且拥有足以克服地方官僚势力的特权。以中国沿海特区为模板，莫迪希望印度的滨海经济区能够引入市场力量撬动印度低廉的用工成本，从而推动工业化大跨步发展。

从根本上说，莫迪的计委改革同时强化政治和市场两条逻辑主线：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打碎独立小王国，把被官僚小集团分割占据的权力归拢到中央；另一方面，把一部分调控职能下放到市场，使市场发挥更高效的调节作用，以此撬动潜在的资源禀赋。如果把“印度制造”、废钞令、商品服务税改革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莫迪改革剑指印度国家经济能力。如果实施顺利，这将使印度政府获得更强的经济治理能力，使其得以从容应对基础设施、征地赔偿、劳工政策等限制印度工业化起飞的桎梏。作为世界上除中国外唯一一个10亿级别人口的国家，印度如果沿着中国的足迹崛起必将是一件足以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版图的大事，对此中国绝对不可轻视。

(作者为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