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许多人又多了一份嘲笑他的理由。中国人对新加坡，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爱”是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在谈到新加坡时，很多人不自然地在感情上有一份亲近；“恨”是因为在关键的站队外交中，新加坡却并不站在中国一边，甚至在一些事情上还对中国落井下石或者恶语相向。因此，有关新加坡的对华消息，常常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第一家庭的内讧同中国无关，纯粹是这个城市国家的内政。甚至内政也谈不上，是人家的家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和妹妹李显扬李玮玲日前在Facebook发表长达六页的声明，指控他们的这个兄长和妻子滥用权力，甚至要扶持自己儿子进入政坛，李显扬还称，在合适的时候他要离开新加坡，移居他国。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指控李显龙。事情虽然是由对李光耀故居的不同处置引起，但也涉及到政制之争。

此次第一家庭的内讧成了新加坡关注的焦点，自然在中国广受瞩目。李显龙对弟妹的指控进行了回应，从新加坡民众的反应来看，多数支持李显龙，看来，这位总理在新加坡还是人缘颇好的。

我不想过多谈第一家庭的内讧，还是说说中新关系。开头讲了，中国人对新加坡是“爱恨交加”，这样讲可能有些言重，因为到今天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相信多数民众对新加坡可能是瞧不起，认为新加坡那么个“屁大”的国家，怎么有资格和中国“平起平坐”，说中国的不是呢？

中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敌到友，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过程，中间自然免不了磕磕碰碰，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加坡自建国后，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曾经与中国为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国才化解了敌意，不过，李光耀访华后，对中国的看法也由原先的有些惧怕变成瞧不起。也因此，在中国改革的早期，新加坡充当了某种程度的“窗口”和老师的角色。那时的对华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新加坡。两国还在苏州合办了一个工业园，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后两国关系升温，在本世纪初期，大批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受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市长班，专门培训中国的市长和书记，一直到现在还在办。

除此外，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也曾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一些学者主张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法治。以至于前些年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

不过，近年来，中国对新加坡的热情降温。理由大概有以下三条：一是除了投资和工业园建设外，其他的如社会管理和政制学习，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明显；二是两国遇到了一些互信障碍，新加坡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某些事情上，没有和中国相向而行，而是和中国唱反调；三是中国的全方位开放自然也使得新加坡的桥梁和窗口作用减弱。这点也适用香港。上述几个因素，特别是第二点，导致新加坡在中国民间口碑和形象变得很差。民间开始对新加坡起了不屑和厌恶的表情，这多少影响了近年的中新关系。

那么，中国今后是否还要学习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换成新加坡是否值得中国继续学习和效仿？

理论上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小也有小的优势，不能因为小，就认为人家的经验不值得学习。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其面积还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它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被人抛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差不多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当然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并不是每个小国都能取得新加坡这样的成就。很多比新加坡还小的国家，现在还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新加坡能够做到必有它的诀窍。对此，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就不重复了。

但另一面，从学习的效果来看，我们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哪个地方学新加坡学得很好。原因就在于，两国的国情和政制差异太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新加坡没有，如何用新加坡管理社区的方式来管理农民工？再如前些年喊得很响的高薪养廉，新加坡能做到，可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官员数量太多，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更在于，中国的官员跟新加坡官员的福利结构不同，我们的官员有很多显性和隐形的福利，新加坡则没有。又如，新加坡的议员接访日也一度受到我们推崇，可我们也有信访和官员接访，但为什么起不到新加坡那样的效果，原因是两国的政制不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经验不好学，简单地把他们的做法移植过来，很可能变形走样。

坦率地说，我是反对把新加坡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与其学新加坡，不如学韩国或者日本。因为作为学习的榜样，后两者其实更适合我们。

现在，第一家庭的内讧让我们看到新加坡体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相对来说，新加坡在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等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法治实施之所以做得比一些发达国家还好，跟它的社会制度和政制结构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套东西，即使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把新加坡的经验复制过去。因此，我不主张学新加坡。在充当中国的师傅角色上，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