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是“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路”的重要节点,中国与印尼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但东南亚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重点,中国需要避免对东南亚和印尼发生误判和失策。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已经重视印尼,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很可能被视为将影响美国在印尼的利益。如果西方阵营认为佐科也会牺牲掉他们在印尼的利益,不排除历史会再重演。随着钟万学作为佐科的重要盟友已经败选,佐科的执政之路将因印尼国内的反共排华势力抬头,而变得更坎坷。美国可以让其在印尼的“老朋友”继续牵制佐科政府并制约“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进程。这个趋势理应受到重视并继续跟进。 |
2017年4月19日举行的雅加达省长选举结束后,当晚出来的“快速计票”(quick count)结果显示钟万学的对手阿尼斯以十多个百分点赢得雅加达省长宝座。 此次选举之所以举世瞩目,是因为钟万学的双重少数背景成为对手阵营充分利用的选举议题,让钟万学原本获得很高的满意度(超过七成)却不能胜选。可见种族和宗教已经能有效地成为竞选的宣传工具。钟万学原本是印尼现任总统佐科于2014年当选之前的副手搭档,是佐科在印尼政坛上的重要盟友,他的落败对佐科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2014年钟万学开始代替佐科并担任雅加达省长时,以“捍卫伊斯兰阵线”为首的印尼激进宗教势力就已经表明反对他的态度。 结果,钟万学于2016年9月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引用《古兰经》一个诗篇时,被录像并放到网络上。“捍卫伊斯兰阵线”抓住机会指控钟万学“亵渎”古兰经,并数次发动数万穆斯林群众前往雅加达进行示威,逼迫印尼总统佐科“法办”钟万学。但是印尼最大温和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高层观看该录像后表示,钟万学其实没有对古兰经不敬,也在几次关键时刻保护了钟万学。 目前关注点在于,“捍卫伊斯兰阵线”成功在钟万学寻求连任之际,发动规模十万人以上的示威游行,挫败钟万学的连任之路。这是否意味着激进宗教思想抬头,且在印尼政坛势力扩大?“捍卫伊斯兰阵线”何以能有纪律地动员十多万群众进驻雅加达各个清真寺,并于隔天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争?最重要的是,谁才是“捍卫伊斯兰阵线”的幕后金主和主使者? 新加坡学者廖建裕分析指出,激进伊斯兰势力似乎因钟万学“亵渎”宗教而反对他,但是熟悉雅加达政治的人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以印尼总统佐科和钟万学为首的改革派正在与普拉博沃(佐科2014年竞选总统对手)、苏西洛(前任总统)为首的保守派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暗自较量。而要剖析普拉博沃和苏西洛打着什么样的利益盘算,就得剖析两人同“捍卫伊斯兰阵线”的关系以及背后的政治交易。 “捍卫伊斯兰阵线”成立背景 2017年2月11日,“捍卫伊斯兰阵线”头目里齐克(Rizieq Shihab)访问佐科政府里的政治、法律与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维兰托称里齐克为“二十年的老朋友”,其实两人的关系是从1998年开始建立的。 1998年11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特别会议,接替苏哈托成为印尼总统的哈比比面临民众的质疑。他原本是苏哈托的副手搭档,被认为不是致力于改革的人物,引发群众不满。为了对付可能影响哈比比地位的群众,时任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在苏哈托下台后选择支持哈比比,充分扮演了“军队的社会角色”,积极筹备成立一个以三万名流氓、失业青年和印尼传统武士组成的团体“人民自立保安队”。 维兰托的这个所谓“人民自立保安队”,部分成员和领导层与印尼臭名昭著的团体“捍卫伊斯兰阵线”重叠。当时,寻求改革的群众遇到了与之匹敌的“流氓群众”。平日里,“捍卫伊斯兰阵线”借“捍卫伊斯兰教义”的名义对贩卖酒的商店、酒吧或迪厅进行暴力扫荡,但那些愿意缴纳“保护费”的场所则能幸免。 研究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则把“捍卫伊斯兰阵线”定为:“城市流氓组织”(urban thug organization),还不是一个恐怖组织。 从苏哈托于1965年利用基层伊斯兰教徒屠杀左派分子,到维兰托推动成立宗教地痞流氓团体,都是为印尼右翼陆军的利益服务,打击政敌和扩大影响力。因此,“捍卫伊斯兰阵线”的成立、生存与持续发展与印尼右翼陆军有着密切联系。 普拉博沃的背景与政治历程 普拉博沃的父亲是印尼于1945年独立后第一位经济学博士苏密特罗(Sumitro Djojohadikusumo),曾经担任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经济官员。但后来因苏密特罗涉嫌参与印尼的外岛叛乱而被苏加诺追捕,苏密特罗则逃到海外。 适逢冷战时期,美国于1954年应苏密特罗的要求,积极筹备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官员的“现代化项目”,并同位于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和福特基金会为印尼经济学家提供大量奖学金。名义上是为印尼学者和官员提供“现代化培训”,事实上是灌输资本主义经济教条,抵消共产主义经济理论,这批官员回到印尼后成为臭名昭著的“伯克利黑帮”(Berkeley mafia)。 与之相应的,美国也为智利官员展开“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留学生计划。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强烈反对福特基金会大规模培训印尼财经官员,但是无力面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伯克利黑帮”于1962年成功与印尼军方的神经中枢“陆军参谋与指挥学院”建立联系,宣扬和灌输资本主义经济教条。美国学者甚至干脆说:“福特基金会‘建设’了印尼的政治精英”。 1965年“9·30事件”后,时任印尼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向印尼乡村里的穆斯林群众宣传,并指控左派分子为“异教徒”,利用宗教教义攻击世俗的左派认识。苏哈托经过一系列流血事件后,成功抵消苏加诺的势力并开始成为印尼最高领导人,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反共排华政策。“伯克利黑帮”则成为苏哈托政府最重要的财经官僚集团。 清华大学朱安东教授研究称:“‘伯克利黑帮’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总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置于美国霸权的利益之下。‘伯克利黑帮’是和‘芝加哥男孩’非常类似的一群经济学家,他们都在美国有意识的资助下,根据特定的协议,在美国的著名大学里接受经济学教育并获得学位,然后回国,后来在本国发生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军事政变后产生的军事独裁政权里执掌经济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普拉博沃的父亲苏密特罗就是“伯克利黑帮”的“首领”,协助美国牢牢掌控印尼经济。 普拉博沃本身是强悍的军人,迎娶了苏哈托的女儿,并成为印尼史上最年轻的三星将领。其军旅生涯当中曾经担任印尼特种部队司令和战略后备部队司令,国际人权组织指控普拉博沃在东帝汶曾经犯下严重的违反人权案,也被美国列为禁止发放签证的对象。在华人社会眼里,普拉博沃则是1998年印尼大规模排华骚乱的主谋之一,但他一直否认该指控。 普拉博沃家族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而两家族有浓厚的反共思想,影响普拉博沃的政治理念和立场。普拉博沃目前领导“大印尼运动党”。 苏西洛的背景和政治历程 苏西洛生于1949年,于1970年加入军事院校,成为普通士兵。时任军事学校校长萨尔沃·埃迪·维博沃(Sarwo Edhie Wibowo)对苏西洛有好感,并让女儿同苏西洛交往,后来苏西洛同萨尔沃·埃迪·维博沃的女儿于1976年结婚,苏西洛的军旅生涯自此一帆风顺。1965年“9·30事件”后的反共大屠杀事件,萨尔沃·埃迪·维博沃担任“陆军特种兵”司令的同时也是苏哈托的盟友,是歼灭印尼共产党的实际操盘人。 关于苏西洛的军旅生涯,其中最具争议是印尼于1996年7月27日发生的骚乱。苏哈托独裁政权于1966-1998年执政时期只允许三个政党可以在印尼合法生存,其中一个政党是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民主党”。 苏哈托原本以为梅加瓦蒂只不过是一位对政治不熟练的家庭主妇,但没想到梅加瓦蒂可以号召忠于苏加诺的群众并壮大实力。苏哈托对此开始警惕,下令调集地痞流氓和失业人群围攻、夺取“印尼民主党”的总部大楼,有意扶植另一人取代梅加瓦蒂。 当时接到夺取位于雅加达中央区的“印尼民主党”总部任务的是雅加达陆军军区司令部。时任雅加达军区司令苏迪约梭少将奉命号召群众攻打和占领该总部大楼,而时任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苏西洛准将于1996年7月24日开协调会议,是这次行动当中负责后勤的人员。苏西洛是扮演着军队的“社会角色”,控制和调动正规军以外的社会力量(失业人士和地痞流氓),为军队的政治目的服务。 苏西洛可能是印尼历任领导人中获得外国奖状最多的人,从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数个国家获得各类奖状和荣誉,但是苏西洛在印尼的政绩乏善可陈。新西兰一位资深记者曾经描述,同苏西洛年轻时期打交道的美国士兵,被美军要求必须把该美国士兵同苏西洛见面和交流的内容报备给美军心理分析师,而美军心理分析师判定苏西洛是“孤僻”人。 苏西洛是萨尔沃·埃迪·维博沃的女婿,而与苏哈托家族一样,有着强烈的反共排华思想,影响苏西洛的政治理念和立场。苏西洛目前领导“民主党”。 由此可见,普拉博沃(领导大印尼运动党)和苏西洛(领导民主党)虽然属于不同党派,但其家族关系、职业背景、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以及集结和动员群众的手法极为相似。 普拉博沃早已表明将参选2019年总统大选,而他得知钟万学落败、阿尼斯当选后,向“捍卫伊斯兰阵线”头目表示感谢。至于苏西洛,2014年6月,印尼虚假媒体“人民火炬”污蔑总统候选人佐科为“共产党员之子”、“华人私生子”以及“傀儡政客”等。后来发现,“人民火炬”总编辑是苏西洛政府里的专员,而后也获得苏西洛委任成印尼一家国有企业的董监事。两人为了打击对手都不惜使用激进势力和黑色宣传,充分利用种族和宗教议题。 历史真有惊人的相似。1965年,苏哈托利用宗教议题指控印尼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为“异教徒”,后成功担任总统。如今,2017年的民主改革时期,以宗教外衣的地痞流氓组织指控钟万学为“亵渎宗教”,而为普拉博沃属意的人选成功赢得省长宝座。 研究东南亚的学者或者智库经常忽视个别政治人物的过往历史以及所奉行的意识形态,而更多着重在当权者和现任政府的政策,研究重点的偏颇导致诸多误判和失策。 比如,2005年4月25日,中国与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两国在苏西洛执政时期都未有重大突破,而只在经济领域有所改善。但是,已经卸任的苏西洛于2016年8月2日在雅加达一所伊斯兰大学警告现任佐科政府,该警惕中国并避免被中国控制。苏西洛展示了对中国的表里不一和敌意。苏西洛选择发表不友好的言论也耐人寻味,他敌视中国的言论发表在中国与印尼的第一所合作大学,也是一所伊斯兰高校——阿拉扎大学。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些媒体迄今仍然认可和称赞苏西洛。 当然,印尼是“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路”的重要节点,中国与印尼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但是东南亚毕竟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重点,中国需要避免对东南亚和印尼发生误判和失策。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已经重视印尼。美国较为争议的学者派克(Guy Parker)于1958年奉命前往印尼,研究印尼在冷战时期的立场和走向。派克后来于1960年完成这个标题为《军人在印尼的角色》秘密报告,而后通过与美国空军关系密切的兰德公司发表对外发表。报告内容称,印尼共产党当时是继苏联和中国之后第三大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报告发现,印尼右翼陆军是美国可以拉拢的对象,并为将来的政权更迭做准备。1965年发生的流血事件证明这个报告已经获得美国政府重视。 该报告从完成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仍然铿锵有力。印尼是美国长期重视和经营的国家,时任美国参议院尼克松于1967年曾经表示,印尼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礼物”(the greatest prize in Southeast Asian area)。 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很可能被视为将影响美国在印尼的利益。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曾经预测:“如果西方阵营认为佐科也会牺牲掉他们在印尼的利益,不排除历史会再重演。”随着钟万学作为佐科的重要盟友已经败选,佐科的执政之路将因印尼国内的反共排华势力抬头,而变得更坎坷。美国可以让其在印尼的“老朋友”继续牵制佐科政府并制约“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进程。这个趋势理应受到重视并继续跟进。 (作者为东南亚观察者,文章转自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