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变化契合经济社会变革进程

土耳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后，一些反对派对结果提出质疑，但很难改变结果。探究这次修宪公投的影响，首先需要对它有个定性。以较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它涉及了政体的转变。奥斯曼帝国在1876年立宪确立了议会制，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中经1946年实行多党制，至今土耳其的议会制都没有改变。这次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将从议会制改行总统制，无疑是巨大的变化。

土耳其今天的变革是上世纪40年代多党民主制和80年代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

1946年，土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后，在政治上日益宽松化，过去受到压制的政治力量，比如库尔德少数族群和宗教保守势力兴起，对凯末尔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体制和世俗主义构成一定挑战，使土耳其政治和社会走向了多元化。面对这种多元化趋势，土耳其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现实。事实上，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土耳其政治或社会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没能在多元化时代找到恰切的平衡状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土耳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是新一轮的全球化，二是冷战两极对立的结束。在这种格局下，土耳其在经济上改变过去长期的国家主义政策，实行更为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使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新兴中产阶层，他们在经济上虽然碎片化但更有活力，在文化上趋于保守，有别于城市的西化精英阶层。这个群体代表了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区的一股新兴力量，成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的重要支持力量。从繁荣党到正发党，它们顺应了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历史潮流，获得了重要政治影响力。2002年上台以来，正发党的一党独大局面逐步加强，权力不断巩固。

在此过程中，埃尔多安从上世纪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发展到现在掌控整个国家、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卡理斯玛式政治强人。当下土耳其的政体变化，既是埃尔多安主动把握和塑造的结果，也契合了土耳其的历史进程。

这次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可谓埃尔多安主义的胜利。它意味着土耳其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埃尔多安主义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经济的自由化、政治的多元化、社会的保守化、外交的多边化与个人的独裁化，是埃尔多安时代的主要特征。

埃尔多安政府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虽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但仍有超过48%的选民投了反对票，这显示了当前土耳其社会的撕裂。过去我们常说，土耳其存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民主化与威权化、保守化与自由化等多方面撕裂。在这次公投中，这些“撕裂”呈现集中效应，简化成了支持或反对埃尔多安的问题。

这种撕裂和分歧，将是埃尔多安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之一。接下来埃尔多安在人事安排上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权力的同时，不得不从更为整体的格局考虑问题。继续打压反对力量的同时，他也会注意拉拢各方政治力量。

国际上对埃尔多安将把土耳其带向伊斯兰化的担忧很普遍，但我并不倾向于从这个角度看，因为埃尔多安并不存在一个将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方案。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化是严控伊斯兰教，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现在只是回应和借助了社会上的宗教传统和诉求。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要把土耳其伊斯兰化，而是对土耳其激进的世俗主义予以纠正。

除了应对社会撕裂，埃尔多安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也面临挑战。在经济上，土耳其创新能力不足，目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在全球经济形势并不很好的形势下，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提高民众收入将是一个难题。

在政治上，首先就是如何应对库尔德问题。随着权力巩固，埃尔多安在继续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离主义势力的同时，可能还会重新考虑对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解决。另外，埃尔多安政府还会维持国内紧急状态，继续对国内外的葛兰势力进行打击。

在外交上，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不会因为土耳其改行总统制而迅速改变，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尚且不明，俄罗斯不会停止对叙利亚局势的介入。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叙利亚问题仍将让埃尔多安政权耗费巨大精力。如何处理跟欧盟的关系也不容易。无论是否入盟，土对欧盟在经贸上的依赖度都很大。如果埃尔多安政权未来放弃一些欧盟的人权标准，比如恢复死刑，很可能会引发欧盟的制裁。但跟欧盟彻底闹翻，对土耳其没有好处。

在继续面对上述挑战的同时，土耳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能力也将增强。

这是因为，修宪公投的通过将使埃尔多安的政治权力在事实上和法理上均得到扩大和巩固，他对土内政和外交的把控能力将加强，国家整体的行政和管理能力也将增强。

对与土耳其打交道的国家来说，土耳其将进入一个较有连贯性和确定性的时期。虽然涉及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叙利亚等的问题仍然复杂，但一个稳定的土耳其和一个权力巩固的埃尔多安，将有更大能力和空间去应对这些问题。政治抱负的实现与权力的巩固，有助于埃尔多安政策选择的理性化和长效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