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新政满月。

这位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总统，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准备了修建边境墙、拟征收边境税、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新政，同时也遭遇了“禁穆令”被禁、开除临时司法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被迫离职、记者会频频怒怼记者……。实际上，特朗普和他的经济团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想为美国劳工阶层找回工作。

2017年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特朗普的狠话带不来“好工作”》）一文中指出，美国制造业就业持续下滑的主因是需求疲软，NAFTA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影响非常有限，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给制造业带来“好工作”。

的确，特朗普在竞选总统过程中放了挺多狠话，1月20日就职总统之后正在开始一步一步地试图兑现自己的诺言。特朗普最著名的承诺之一便是迫使苹果把iPhone生产制造工作迁回美国。实际上，iPhone自始至终都没有在美国生产过，制造业务全部外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1997年乔布斯重振苹果的核心战略之一。如果没有当年制造外包的决定，可能也就没有现在如日中天的苹果。

2016年1月，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弗吉尼亚自由大学（Virginia’s Liberty University）的演讲中表示，将让苹果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和组装。此外，他还威胁要向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税。5月美国著名硅谷创业家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维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狠话并不是疯狂，并且引用笔者与爱尔兰国立大学Seamus Grimes教授的研究指出，苹果公司有44.2%的供应商在中国。

应该指出的是，维韦克只看到了位置（location）而没有看到权益（ownership）。我们运用2015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清单数据研究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759家供应商中有44.2%在中国，但是其中中国供应商只有3.95%，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更是只有2.2%。比较而言，日本供应商占32.7%，美国供应商占28.5%，台湾供应商占19%，欧洲供应商占6.5%。

不难看出，苹果公司的产品是否在中国生产或者组装并不仅仅由苹果公司决定，也不仅仅由美国公司决定，还要看日本、台湾和欧洲地区的供应商；苹果的供应链是一个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苹果产品的很多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或者进口到中国，但是中国企业在重要核心零部件上的参与微乎其微，苹果产品几乎全部的知识产权都在国外。

让“苹果”们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并不是特朗普的创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就一直在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试图重拾美国制造业第一强国的辉煌。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对商界领袖呼吁，“请扪心自问，你们如何才能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这样你的国家会尽其所能来帮助你成功。”比较而言，奥巴马相对低调和绅士，一系列举措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特朗普演讲风格特立独行，更能够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必须承认，美国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复苏强劲的发达国家之一，其中制造业复苏表现抢眼。

一系列研究指出，“制造业回流”似乎存在可能。2011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报告《美国制造回归——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Made in America，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U.S.）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正在向“低成本生产制造国家”转变，且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行业也将逐步回流美国。2014年BCG又发布报告《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指出，飞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到5%以下。2016年德勤（Deloitte）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小组联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指出，“美国制造”将会在未来五年内强势回归，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狠话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并没有描述的那么美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WIR）显示，2015年中国外资流入量达1356亿美元，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对外投资达127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三位。

以制造iPhone为例，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管制等，还在于中国独特的“技术”。确实，中国企业在iPhone或者苹果产品供应链中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本地化优势。一是，中国的技术工人不仅工资低，而且具有基本制造专业技能、足够吃苦耐劳精神以及薄弱的市场谈判能力；二是，东亚已经基本形成了制造业供应生态，日本、台湾和韩国是核心零部件的主要来源地，台积电、夏普、SK海力士和东芝等已经成为iPhone的主要供应商，而他们已经将主要制造基地放在中国内地。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成本上升，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厂商之一富士康已经逐步将工厂从深圳、昆山等沿海地区转移到了郑州、太原、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地区。当然，随着中西部地区制造成本的进一步上升，苹果公司有可能将装配工厂迁移出中国或者迁到美国。

如果苹果公司将装配工厂迁移出中国，那么东亚或者亚洲的低成本国家仍然是优先选择。据2月4日FT报道称，苹果拟在印度境内组装iPhone，已获当地政府批文，该厂将由另一家在中国装配苹果产品的台资制造商纬创（Wistron）运营。印度不仅具有比中国还低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享受东亚地区制造业供应生态红利。同时应该看到，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相比，印度仍然只是潜力市场。

如果苹果公司将装配工厂迁到美国，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多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而是以智能制造为主。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运用机器人代替技术工人已经成为代工厂更加经济的选择。2016年，富士康已经部署超4万台机器人取代人力，这些机器人工人已经在郑州工厂、成都平板工厂、昆山和嘉善的计算机/外设工厂投入使用，富士康“机器换人”计划正在加速；苹果的另外两大代工厂商富智康和和硕也已经在生产线上装配了8000到1万台自动化生产的机器人。虽然目前机器人当前只能胜任简单机械的流水线操作，但是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只能是回得去的“苹果”，找不回的“工作”。特朗普是商人总统，应该更善于算经济账。显然，如果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或者更高的关税，制造业并不会自然回流美国而是迁到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制造业迁到美国，不仅不会创造太多就业机会，美国消费者还需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在美国制造的iPhone。

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美国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在哪制造，而是谁创造价值和获取利润。在iPhone的制造过程中，中国企业创造的价值和获取的利润微乎其微，而将“苹果”迁回美国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多工作机会和价值增值。

特朗普仍然沿用传统贸易理论指导自己的经济政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不均衡，美国需要卖更多的产品给中国。殊不知，在资本和货物高度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iPhone手机是中国的顺差，却内含大量美国创造的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才是更合适的经济贸易政策制定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特朗普总统其实并不需要关心苹果产品在哪制造，而是美国贡献了什么。

2017年1月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关闭苏州工厂，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甚至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和制造业回流的例证。实际上，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外资撤离，而是自身的发展模式。难道中国要一直坚持以FDI为基础的“苏州模式”吗？如果低端制造业迁移到东南亚，高端制造业迁回到美国，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也许有一天，中国手机厂商创造的利润占据了智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我们可能已经不关心苹果或者希捷是否要撤出中国。

（作者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