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分子的运动正向欧洲、北美的民主执政者们发起巨大挑战，许多评论家将这一势力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崛起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2015年，法国法院作出一项判决，判定法兰西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的反对者有权利称玛丽·勒庞为“法西斯主义者”——不过，反对者们早就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2016年5月，奥地利自由党领导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一步之遥落败总统竞逐，随后英国《卫报》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这么多奥地利选民喜欢与明显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党派纠缠不清？”同月刊发的一篇阐述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崛起之路的文章中，保守派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对特朗普现象发出这样的警告：“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来到了美国。”虽然“法西斯主义”一词作为通用政治术语已被滥用多年，但这回却是多年来主流观察者第一次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表述称呼主要政治家和党派。

与法西斯主义联系最紧密的当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大陆，以法西斯为名的政治运动在意大利和德国甚嚣尘上，欧洲各国饱受其蹂躏。尽管不同国家的法西斯分子有所差异，但他们都恶意对抗民主自由主义，并对资本主义抱有深深的怀疑。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通常作为宗教或种族领域术语出现）是其真正公民全体的身份认同的最重要来源。此外，他们承诺用新的政治秩序革命取代原有的民主自由，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强大领袖统治的纯净统一的民族国家。

当今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更为显著。更重要的是，当今的比较研究无法解释邪恶的政治家和政党活动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年的法西斯那样足以颠覆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要理解这一过程，不能只停留于右翼极端政党的计划与主张、其政治家的性格、或支持者的倾向，而应当从更宏观的政治背景去考察。是欧洲民主精英、民主机制应对一战后社会危机的失败，将法西斯主义者们从边缘的极端分子推向了统治者地位。尽管当今西方世界同样面临严重社会危机，但情势绝不同于1930年代的民主溃败。因此，称呼勒庞、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为“法西斯”非但没有明晰问题、反倒模糊了其本质。

法西斯主义诞生

如同当今许多右翼运动一样，法西斯主义源于急剧的全球化进程。19世界末至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重塑了西方社会结构，摧毁了传统的社群、职业、文化习俗。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潮，农民因生计受到新兴农业技术和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转而一窝蜂涌向城市，落后国家的公民涌向富裕国家，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些社会变革一方面让民众陷入恐惧与愤怒，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宣称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政治新秀们提供了施展空间。这些政治家中当属右翼民族主义者最为睿智，他们承诺本国公民，能保护其免受外来人口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从阿根廷到奥地利、从法国到芬兰，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法西斯运动。这些运动或是制造破坏，或是影响政策走向，但在1914年之前尚未强大到足以推翻既有政治格局。换句话说，这些仅停留在政策、诉求层面的政治运动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现实危险和革命性影响。是一战成就了它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死亡、伤残，从物质和经济上摧毁了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国家。“整个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我们一生中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它们重新燃起。”一战前，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曾这么说过。的确，随着一战落幕，人们原先的生活方式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1918年一战结束，痛苦却在延续。欧洲陆地上的大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在战争中或战争后迅速瓦解，之后一些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小国，但缺乏民主经验、人口混杂，没有共生意识；在另一些历史悠久的老牌欧洲国家，如德国和西班牙，旧政权衰落为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但如同新建立的小国一样，他们同样缺乏实践民主规则的经验，缺少使民主运行的习惯、习俗与机制。

更糟糕的是，一战的结束并没有为世界带来一段时期的和平与重建，相反，社会经济问题持续不断。新民主政体努力使百万士兵重新融入社会、重建战后经济；始作俑者奥地利与德国不得不面对战败的羞辱和被迫的和平。与此同时，恶性通货膨胀席卷西方市场。民主政府的掌权者对此局面束手无策，导致整个欧洲大陆迅速陷入一片暴力与混乱。意大利经受了近两年之久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农民占地、左右翼民兵武装冲突，当局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夺回城市、乡村等地域的控制权。

尽管社会问题众多，法西斯分子最初只是一个徘徊在政治边缘的微弱力量。意大利战后首次全国大选中，法西斯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选票。在德国，希特勒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与合谋者一起被捕入狱。然而社会矛盾却未随时间得到缓解。欧洲经济无法自行恢复，街斗、暗杀以及其他形式的暴乱继续长期困扰着欧洲各国。简言之，1920年代末期，许多欧洲民众对民主的信心被严重动摇了。

民主政体深陷危机

大萧条随之而来。事后看来，最大的灾难不是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衰退（尽管已足够糟糕），而是民主政府对大萧条的消极反应。为理解两者的差异，不妨以德国和美国为例做个比较。两个国家都在大萧条中遭受重创，失业率达到最高点、大量企业倒闭、生产停滞，但魏玛共和国最终被纳粹占领，美国虽短期出现过一些伪纳粹领导者，如时任路易斯安纳州长的休伊·朗（Huey Long）和电台牧师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但民主却得以幸存。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两国为何经历相似，结果却大相径庭？

答案就在于，两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德国执政者对缓解社会矛盾作为甚少；他们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下行，令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而且，主要反对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也只是隔岸观火，并未提供有力的替代措施。而在美国，民主的机制和传统形成更早也更有活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推行国家干预的新政对遏制法西斯势头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很遗憾，欧洲国家政府大多无力或不愿对社会经济危机作出积极回应，主流政党未能给出切实有效的替代解决方案。至1930年代初期，欧洲大陆的自由党派丧失大量民众基础；自由党派对自由市场的信赖、对资本主义负面效应的弱势回应、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敌视完全背离了一战后的社会现实形势，极大地打击了选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同样对现状手足无措，他们只是告诉民众只有资本主义彻底垮台生活才会好起来，而在此期间他们无能为力（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上有关民族身份认同、革除传统习俗的忧虑也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是他们在社会巨变时期的另一个不明智的政治立场）。共产主义者至少还对现状提出了强势的变革方案，可惜他们的诉求仅局限于保障工人阶级和对抗民族主义。

所以，总体而言，在许多欧洲国家内部，民主政治信心的动摇加上经济大衰退，给了法西斯主义趁虚而入的机会。法西斯主义者一方面猛烈抨击现有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提出强大的替代政策。他们批评民主机制低效、迟钝、软弱，承诺进行彻底变革。新的政治体系将会借国家之力保障民众遭受资本主义的严重负面影响，措施包括创造就业岗位、扩大社会福利（当然，仅对“真正的”公民开放）、消除所谓的剥削资本家（通常为犹太人）、集中资源建设服务国家利益的事业。法西斯主义者承诺会结束分裂、平息动乱，以增强国力——当然，往往通过摆脱那些非民族国家一份子的人们的方式。他们还宣誓重建长期受外在力量牵制而备受打击的民族自信和社会意志。这些政治立场使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等地吸引了跨阶级、成分极为丰富的选民群体。尽管支持者中男性、中低阶级、前士兵占了绝大比例，但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同一时期任何其他欧洲政党都不可匹敌的。

不过，这些优势并不足以使法西斯主义者凭借自身实力掌握政权；他们还需要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默许。而传统保守势力——致力于从大众手中保存传统精英权力——则缺乏大规模选民支持，他们认为可以借助法西斯的群众基础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所以，他们躲在幕后操纵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上台，并相信日后可以继续操控或摆脱这帮法西斯执政者。但他们并不知道，法西斯分子也做着类似的打算。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不久，希特勒消灭了他的保守势力同盟，因为他明智地看出后者将会是他实现长期改革计划的绊脚石。墨索里尼1922年当上意大利总理，用了较长的时间巩固自身地位——但最终同样排挤了（或直接杀害）大量当初帮他登上领袖之位的传统保守派。

以史为鉴

这段历史对勒庞、特朗普以及其他右翼极端分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当今这些人的确与战争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者有相似之处，比如，现在的右翼极端分子谴责在任民主派领导者办事低效、反应迟钝、权力微弱，承诺塑造民族国家、抵抗外敌、重建人民自主掌权的意志，并且呼吁为“人民”（通常取宗教或种族领域的意义）而斗争。

不过，如果这些相似点令人震惊，他们之间的差异则有过之无不及。最明显的区别是，当今的右翼极端宣称他们想要完善民主制度，而非摧毁它。他们批评现代民主的运行问题，却没能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有的只是要建立一个更强大、更高效、反应更迅速的政府的模糊言辞。

相比法西斯主义者，当前右翼极端分子更像是民粹主义者。他们宣称为平民代言，反对腐败、反对堕落而高不可攀的精英体制。换句话说，他们反对自由，却不反对民主。这是将他们区分于法西斯主义者的一个明显特点。倘若让当今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即便其中含有右翼民族主义者——民主政体的续存也会允许社会大众日后重做选择，用选票将民粹主义候选人投出局。这可能正是民主政体最大的优势：它赋予国家自行纠错的能力。

区分当今右翼和旧时法西斯的一个更重要的差异是两者所处的大环境。尽管当今社会形势同样严峻，尽管大众同样对政府作为极为愤怒，但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根本不能与两次大战期间的动荡局势相提并论。

“独贫困不足以引发动乱；若非如此，民众将会一直处于叛乱之中。”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如是说。同样的逻辑也可用于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至少在美国和西欧，民主制度和传统根深蒂固，且当代各国政府也不像他们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前辈们那样软弱无为。更重要的是，民主程序和机制、福利国家、政党、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持续为民众提供了无数表达关切、影响政治结果、实现诉求的渠道。

因此，如今的美国、西欧右翼极端分子比一战后期的先辈们拥有更少的选择和机遇。（但另一方面，东欧、南欧的民主传统和机制成形期短、基础尚不牢固，当地的政治团体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比如希腊的“金色黎明”（Golden Dawn）极右翼政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Jobbik）民族主义政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言，革命性运动并不创造危机；它们只是利用危机。换句话说，只有当民主政体自身没能很好地应对挑战而为其他势力的利用创造了可乘之机时，真正威胁民主的革命才会出现。

当然，形势总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并不能满足于美国和西欧尚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法西斯运动。

两次世界大战的启示在于，西方更应当忧虑的是困扰民主政体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们。确保世界各地的勒庞们和特朗普们成为明日黄花而非真正威胁的最佳方法，就是使民主机制、政党和当政政治家们能够更有效率地回应民众的需求。

以美国为例，激发民众支持特朗普的更重要因素在于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停滞的工资数额、恶化的社群、陷入僵局的议会、以及大量流入竞选活动的资金，而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个人魅力或选民对独裁主义的偏好。直面解决社会问题无疑有助于防止下一个特朗普的出现。

历史还告诉我们，保守派应当尤其警惕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合作。主流共和党人佯装批评选民欺诈、不正当操控选举、质疑爱国主义以及奥巴马总统的国籍，意图吸引边缘极端分子，是一种及其危险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巧言令色只会引发民众的恐惧，削弱民众对政治家和选举机制的信任，进一步侵蚀选民对民主政体的忠诚信赖。而且，当今的保守派正在步其前辈的后尘，他们声援的一些政治家其实对保守派的政策、选民群体、制度完全缺乏忠诚度。

右翼民粹主义实质上——其实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是民主制度自陷困境的一种表征；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政治运动是民主危机的后果。但是，如果美国与欧洲国家政府不能投入更多精力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主流政治家和政党不能加深与民众的接触交流，如果保守势力继续散播恐惧、对极端主义视而不见，西方社会不久就会意识到，自身正由民粹沦为法西斯的战场。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文章转自PKU法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