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保持着高度关注，各种预测、判断、评估不断出笼，观点各异，但有一点似乎具有共同性，即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大大增加。甚至有学者指出，对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

不过，从之前他的政策表述中，世界主要国家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恐怕只有俄罗斯除外。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得知选举结果后，便已经表露出一丝担忧和疑虑。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联名给特朗普写信，除祝贺他当选总统外，更重要的是邀请特朗普在“方便的时候尽快访问欧洲，并举行欧盟—美国峰会”，就应对伊斯兰国、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和移民等问题展开磋商，并强调“加强跨大西洋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重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直言，特朗普获胜“开启了一个不确定时期”，这意味着法国需要更加强大，欧洲需要更为团结。言外之意，法国似乎准备接受美国减少对欧洲承诺与义务的结果。

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也称：“我想我们不得不准备接受未来美国外交政策将更难预期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为……美国更倾向于在未来单独决定的现实做准备。”可见，美国的欧洲盟友并没有预见到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或者它们从心底不愿特朗普当选。

除了欧洲之外，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也感到十分意外。尽管安倍首相第一时间向特朗普发去了贺电，并坚信日美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将会继续巩固。不过，这一席话有多大程度的底气，恐怕只有安倍本人才能知晓。

当然，令这些美国盟国感到如此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还要追溯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同盟关系发表的惊人言论。他表示，美国盟友需要为美国的安全保护做出经济补偿，否则他们就要为自己的防务承担责任。如果从逻辑与事实上来说，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从逻辑上来看，特朗普秉持的执政理念是“美国优先”，一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赢得别人的尊重，不在于是多么深度地参与国际事务，而是要使美国自身变得更加强大。

换言之，美国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就业增长以及移民管控等内部事务上投入更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符合他商人身份的特质，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颇为精细，也更为敏感。

从事实上来看，就欧洲而言，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承担的防务开支远未达到与其设定的水平，即军费开支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奥巴马总统也曾就这一问题表达美国的不满。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公平的。

就亚洲来说，美国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与域内大国中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盟友国家越来越冀望于利用美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并从中牟利。然而，这可能增加美国在亚洲卷入冲突的风险。因而，特朗普认为，现有的同盟体系存在重大不足，美国一直在为其盟友的安全与防务买单，而他们却可以享受红利，故盟友体系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苦心经营的同盟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同盟体系仍是美国维持全球优势地位的战略需要。无论是二战期间，还是冷战当中，保持同盟关系都成为美国力量的倍增器，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冷战后，鉴于战略对手的消失，美国的同盟体系也面临着内部凝聚力不强、战略目标不明等重大挑战，但通过同盟体系功能的扩展升级以及利用地区局势的紧张维系了同盟的运转。

如今，美国面临的世界更加富有挑战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尤其是面临大国竞争的压力更加突出。因而，同盟体系对于维系美国国际地位来说更为关键，同盟功能不可能弱化。

二是同盟体系的制度惯性使然。二战后，美国在欧洲、亚洲建立了多边、双边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以条约形式实现的。既然是条约，即意味着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关系，其存废也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并不能以某个人的意愿为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说，同盟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框架，也产生了比较稳固的路径依赖。在没有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其运作将不会受到颠覆性影响。

三是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约束。美国的外交决策存在着多个行为主体，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会等都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换言之，总统的外交政策偏好，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不同意见观点的挑战，而最终的决策很可能是双方折中的结果。

四是特朗普的个人经历影响。于政治而言，特朗普是一个彻底的新手，而对外交事务则更是非常生疏，这一点可能会对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构成制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本身并不在行的事务热情并不很高。中国有句俗语叫“三句话不离本行”。换言之，人往往会将其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熟悉的业务领域，而将不熟悉的事务交由更懂行的人来管理。

当年小布什总统对于世界事务并不熟悉，其副总统切尼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考察美国同盟政策的走向，还需要更多地关注特朗普政府安全团队成员的政策偏好。

除此之外，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美国外交政策也是有益的。冷战后的美国政府首要优先是关注国内事务，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都是如此，小布什政府主要是因为遭遇九一一恐怖袭击才将其关注重点转向了国土安全与全球反恐。实际上，对国内事务的关注，也是对选民关切问题的一个回应。对于普通选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事情，新政府如果不在执政蜜月期内加快推进国内改革，那么后期推动的难度将会更大。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推进国内政治体制的变革更为紧迫。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当选说明了美国现有的政治运作、政治原则，乃至于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德国外交部长冯德莱恩便认为，美国选民不是投票支持特朗普，而是反对美国政府，反对美国的现有政治体制。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首要的任务不是外交事务，而是如何弥合美国日益分裂的社会以及日趋僵滞的政治体系。

（作者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