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巴问题的难点之一，犹太定居点问题一直以来是以巴和平之路上的重大阻碍。

从地理分布上讲，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大多设立在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地区。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主要分布在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杰里科、希伯伦、拉姆安拉、图勒凯尔姆、盖勒吉利耶等地周边，而在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则主要分布在巴勒斯坦人口聚居的谢赫贾拉拉区和希尔万区。

独特历史

犹太定居点问题可以追述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随后不少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这些地区建立定居点。经过近50多年的发展，截至2014年6月，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的犹太定居点有135个，居民大约70万。

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大多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规划和资助，而且社区规模较大，居民较多（截至2014年6月，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居民达到32万）。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则大多属于中小型定居点，除了以色列政府的资助外，还获得来自以色列国内外其他犹太民间组织的资助。此外，约旦河西岸还有大量的非法定居点。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国内的一些宗教右翼团体，开始尝试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最初的尝试是在东耶路撒冷恢复1948年以前的犹太定居点。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等地建立了若干定居点，但是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些定居点被划为停火线，另一侧是阿拉伯控制区。

当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来自以色列宗教团体的活跃人士，开始向以色列政府请愿，要求恢复犹太定居点。此例一开，更多犹太人开始涌入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

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和默许。自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到1977年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之前，以色列工党政府在东耶路撒冷批准了13个犹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隔断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地理联系，并为后来东耶路撒冷定居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工党执政时期，大量犹太定居点在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出现，开创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地区建立定居点的先例。

与左翼工党对犹太定居点的默许相比，右翼利库德集团则公开支持和鼓励定居点建设。目前在约旦河西岸的绝大多数定居点，都是在1977年至1992年利库德集团执政期间建设完成的。现任以色列领导人内坦亚胡就来自利库德集团。在2015年大选前，内坦亚胡就公开宣称，如果当选，将会持续推动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定居点。2015年3月大选获胜之后，内坦亚胡政府在东耶路撒冷地区公开招标，推动犹太定居点建设。

敏感议题

犹太定居点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了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美国卡特政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多次批评以色列，要求停止在被占领土上建设定居点。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犹太定居点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主权。这些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大多设立在巴勒斯坦聚居区周围的交通和水源要冲。而各个定居点之间，以及定居点和以色列其他主要城市之间，修筑有相互连接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这些道路交通网络将巴勒斯坦各个城市和乡村之前的交通联系切断，割裂了巴勒斯坦聚居区之前的连接。

一些巴勒斯坦学者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大城市，犹太定居点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分割开来。长此下去，会造成巴勒斯坦城市的“死亡”，进一步扼杀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建立。

对以色列来说，犹太定居点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议题。一方面，犹太定居点恶化了以巴关系，进一步损害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不少以色列左翼人士，如力量党、联合名单和工党，就反对扩建定居点工程，认为这最终将会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一些以色列左翼人士认为，犹太定居点建设浪费了以色列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2003年以色列媒体曾经估计，从1967年至2002年，以色列政府共投入460亿谢克（约145亿新元）兴建定居点。不少以色列人认为，应当将这些资金投入国内建设，尤其是帮助以色列中低收入层，而不是散发到约旦河西岸那些零散的定居点中。

事实上，定居点建设在以色列政坛也是一个敏感的议题。由于自身的社会和政治限制，对犹太定居点建设，以色列政府也确实存在某些无奈。如何管理和规范被巴勒斯坦占领土地上的犹太定居者，也是以色列国内一个棘手的难题。

难以解决难题

从法律上讲，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为数众多的犹太定居者，往往与以色列国内宗教团体相互联系。这些定居者力图将自身塑造为“捍卫以色列家园”的开拓者，在以色列民众中往往能博得不小的同情；另一方面，以色列尽管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其国民构成受到来自种族（欧洲犹太人、西班牙—拉美犹太人、非洲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宗教（世俗主义者、改良派和保守派等）及政治意识形态（左、中、右）的分割。这些不同的背景要素，相互重叠组合，加上犹太民族特有的“辩论”“自由”传统，形成以色列国内碎化的社会认同。因此，在对待犹太定居者问题上，很难做到社会认同的统一观点。

也正是因为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得以色列国会从1948年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单独一个政党取得过半数议席“独大”的政局，各个政党都需要与其他政党妥协，组成联合政府。因此，当犹太定居者跃跃欲试时，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往往是消极回避。而当犹太定居点扩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以色列政府往往担心触碰问题导致政府联盟破裂，而不愿意切实地解决难题。

历史上的强拆行动，尤其是2005年萨隆政府强拆西奈半岛定居点的“单边脱离行动”，传出以色列军警拖拽殴打定居点民众的照片，大大地刺激了以色列社会，最终导致内坦亚胡领导的右翼团体，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顺利胜选。

最近的一次定居点之争，是2016年12月约旦河西岸阿莫纳定居点之争。作为一个仅有40多户人家的定居点，阿莫纳被以色列左翼社团和巴勒斯坦人指责非法占领了巴勒斯坦私人土地，并且将诉状提交到以色列高等法院。以色列高等法院在2014年12月判决阿莫纳定居点“非法”，要求两年内拆除。

随着2016年12月法院拆除期限到来，阿莫纳的定居者行动起来，建立路障，阻止法院工作人员和以色列警察执法。阿莫纳定居点得到以色列右翼社团的支持，不少公众人物在媒体撰写文章支持阿莫纳，更在耶路撒冷组织大规模的集会，表示要“坚持到底”。

最终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妥协，要居民遵守法院判决，迁出定居点，但给予1.6亿谢克赔偿。然而，新的安置地点仅在数百米之外，实际上是原地安置，以色列政府打了一次“太极”。

从根本上说，犹太定居点反映了以巴之间的互不信任。当以巴和平遥遥无期，暴力冲突频繁更替，以色列右翼力量的主张就得以继续主导以色列社会。在此背景下，暴力的、强势的定居点建设，也就必然会取代和谈，受以色列政府和社会青睐。在没有国际社会强力介入的前提下，恐怕犹太定居点问题仍将难以解决。

（作者为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