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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 :特朗普上台之后:危与机并存
发表时间:2017-01-04 17:39 来源:国际网
特朗普是商人,很多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交易”。特朗普跟蔡英文通话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为的是换取与中国在一些领域得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作为政治制度上的局外人,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反而可能会无视官僚体系而去达成好的交易。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则应提前拿出可对应的“上中下策”。在国际事务当中,他目前可能会正在寻找一个敌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他有可能会从反恐议题入手。这种情况下,朝核或是反恐议题都可以作为中国与其合作的突破口,而早期提出合作应该是上策。中国议题是否成为他外交政策的重点,他是否旨在把中国视为敌人还是朋友是考量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危和机的关键。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特朗普作为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局外人,打着“反全球化”的旗号赢得了选举。他的当选不仅反映出美国民众的诸多不满,也折射出美国国内愈发严重的社会分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增添不利因素。

我们也能看到,在选择本国领导人时,美国民众不是选模范丈夫或道德先生,而是选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这里的利益可以是经济、自由或者安全,这要看特殊时期美国大多数民众最需要什么。当人品和利益的选择中发生冲突时,选民往往选择利益。比如比尔·克林顿,其任内跟莱温斯基的桃色新闻让人们对他的道德品质有疑问,但他退下来后仍成为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因为他的政策重振了美国经济。这样看来,民主政治不像精英政治,不一定会选一个道德高尚、准备充分的人,而是能给美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人。民众的选择也在不断摇摆,这种摇摆有时会选出一个很有争议、会改变现状并极具危险性的领导人,但这种摇摆也是美国政治民主的变化机制和活力所在,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片面性。

特朗普用“五反”拿下选举

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一定程度上是迎合了美国民间对奥巴马政权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不满。譬如毁誉参半的医改政策。的确,这项政策帮助了社会中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但很多中产及中产以下的人口,尤其家庭收入为两万多到三万多的人群承受了更多负担,却没能从中获取多少收益。据统计这部分收入群体51%的人投了特朗普,只有42%投给了希拉里。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的民权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最明显的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划时代的变化。没人想到,美国能在那么短时间里像欧洲一样通过这样的法律,因为美国保守和宗教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类法律的通过也引起了一些保守势力的不满。而最近奥巴马提出的学校内,变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不是生理性别来选择更衣室的政策也让很多家长颇为不满,认为这跟传统价值观太不相符。

上述不满的确与奥巴马的政策相关,但更多的不满实际上与政策关系不大。主要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之中的一些弊端、美国全球地位的下滑,还有近年屡次爆发的恐怖袭击都激发了民众的潜在不满。

首先是美国民众看到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比如腐败。这次选举中,特朗普也反复批评希拉里跟华尔街的关系、外部势力对克林顿基金会的渗透以及她高昂的演讲费用。这次选举一开始,很多人以为是在布什和克林顿两个家庭之间选,但民主社会党人士桑德斯和房地产大佬特朗普的出现反映了民众对有家庭或世袭政治纽带的“精英”候选人的反感,和对政治制度本身的疑问。其次,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下滑也让社会衍生出一些反全球化、反移民的倾向,而反移民则跟与恐怖威胁相关。

特朗普很好地利用了“五反”(反腐败,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民权)的力量—虽然反精英的不一定反移民,反全球化的不一定反民权,但在这次竞选过程中,这五股势力重新被调动,帮助特朗普赢了选举。我想,特朗普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占据了很多优势,这应该是比反奥巴马的政策更为相关的原因。

这也说明,奥巴马执政期间虽然获得了很多成绩,但却没有花费足够的气力去教育民众,去解释其国内外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民众没能对其治国理念产生共识,从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

如何修复撕裂的美国社会

恰恰在这种情形下,未来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特朗普都有修复、重整美国社会的机会。

先说经济。他选举过程中的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反腐败的口号都是希望减少贫富差距,而他的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积极影响,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税务改革和帮助制造业重回美国。但这三方面不仅有阻力,而且都潜伏着可能的副作用。

首先,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劳动力从哪里来?尤其当他宣布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同时,这会加剧美国的债务。其次,税务改革能促进投资,但能否减少贫富差距,又会否让穷人更加边缘化,也有待观察。最后,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个他一定会下功夫。但美国的优势并不在制造业,而在科技甚至电子商务。特朗普当选后的次日,美国的科技股猛跌,而制造业等传统经济领域股票价格上涨。长期来讲,这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其全球领导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在外交领域,目前有两种政策可以修复美国社会对此的分歧。第一是做更多的事情来团结美国,让外界对他刮目相看。这个可以用朝核议题作为突破口。很多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甚至他的传记作者都说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常识,希拉里在大选辩论中也常常以此做文章。如果特朗普能在朝核问题上下功夫、有突破,会让全世界对他另眼看待。第二,他可能会重回大国外交的轨道,通过重整大国关系来改变四面树敌的情况。他亦可以通过大国外交来帮助美国反恐,但这点还要观察。

另一个方面,这次选举中媒体的问题非常突出。特朗普当选后,不少人指出,美国乃至西方媒体在报道大选时不够公平公正,很多偏袒希拉里而嘲笑特朗普。美国主流媒体大多非常精英化、商业化以及意识形态化,但并没有很多元。媒体没有给出两种观念,而一面倒地反对特朗普,甚至包括福克斯新闻(传统支持共和党的保守媒体)。媒体给民众输送了一种“选特朗普会很愚蠢”的信息,但这其实是判断错误——很多民众并非愚蠢,而是他们的利益诉求让他们做出这个选择。这样的判断只会让媒体处在最终被人笑话的地位。

特朗普当选后,一些媒体开始反省,但仍没有影响其报道的角度,这很令人担忧。这里面有精英对特朗普价值观念的不认同——一定程度上讲,特朗普的价值观跟美国一些核心价值观是相违背的,这个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美国如何反省价值观本身需要多元化的现实,这非常重要。媒体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政治观念里,要了解不同民众的想法,不然只是陶醉在自己的阳春白雪中,跟社会完全脱节。这次的选举已经给媒体敲了警钟。

中美关系危中带机

一些美国媒体此前宣称,特朗普是中国派来的“卧底”,但不按套路出牌的他也让许多中方人士担忧其不可预测性。比如12月初与蔡英文通电话的举动,就是他对华政策一个非常不好的开端。

回看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有着比较紧张的阶段,但也有积极努力的一面。这其中,双方领导人的积极沟通和建立的近一百个对话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总统来讲,我认为奥巴马是美国“老大”观念最弱的一个总统,所以他经常参加G20、APEC等各种国际活动,并始终有着“欢迎中国的崛起”的观念。虽然美国没有用“大国关系”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中美关系,但奥巴马很多顾问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即中美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虽说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就“自行贬值货币”、“大幅征收美国商品进口关税”、“南海兴建军事设施”等议题对中国频频发难,他提倡的很多政策或对中国产生消极影响。但这同时也存在机会。特朗普做生意时常跟中国人打交道,他很多房子也是卖给中国人的,所以对中国有一定了解。同时,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在竞选中常说美国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言下之意,似乎在暗示中国在一些方面做得是好的,至少在经济方面。这也无意中透露出他对中国看法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会让中美经贸关系变得棘手,至少短时间内会增加很多不利因素。具体来说,特朗普提出的“对华征收45%的进口关税”,一直批评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一定程度上他会贯彻这两点,但贯彻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同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市场准入,还有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收购,至少在短期内会受到很大限制。

在经济方面加压的同时,战略方面,特朗普可能会减少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压力——他在竞选中频频提出,要减少美国对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同盟国承担的责任。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未来在经济和战略两方面似乎在寻求一个新的巧妙的平衡。

也正因为特朗普是商人,很多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交易”。比如,他曾在很多公开场合说“伊朗核交易(deal)不好”,“TPP交易不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交易不好”等等。为了达成他所谓的“好交易”,他会讨价还价,而这需要了解对方想要什么以及能够带来什么。其实跟蔡英文的通话也跟这方面有联系。我想,那通电话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的无知,而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一开始就挑战中国的底线,从而换取与中国在一些领域得以讨价还价的筹码。

同时,作为政治制度上的局外人,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反而可能会无视官僚体系而去达成好的交易。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他的中国顾问团还没有全面组成,现在几个公开的内阁成员和中国事务顾问多以批评中国见长。以后会否改变、会改变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则应提前拿出可对应的“上中下策”。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后,面对其与美国历任八届总统承诺相背离的这种理亏的做法,中国政府比较节制的反应是很理性的,一是给自己更多时间去了解特朗普的意图;二是有待他的对华团队的最终组成和对其倾向的认真评估;三是特朗普可能正在国际上寻找“主要敌人”,过度反应可能会对中国不利。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曾不断指摘主要对手的漏洞,有点像在有意树敌。在国际事务当中,他目前可能会正在寻找一个敌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他有可能会从反恐议题入手。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朝核或是反恐议题都可以作为中国与其合作的突破口,而早期提出合作应该是上策。但这些也许都是期待美中关系有良好发展的人们现在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很难预料,当然特朗普的行动也受美国政治制度和民意的左右。中国议题是否成为他外交政策的重点,他是否旨在把中国视为敌人还是朋友是考量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危和机的关键。

(作者为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凤凰周刊》)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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