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4日，以活跃“文化体育”为目的的韩国大企业人午宴在青瓦台举行。这是总统和大企业首脑一起参加的午宴。但是，这里有个重要的变化——代表三星和现代参加午宴的不再是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和现代汽车董事长郑梦九，而分别是两家大企业的副董事长李在镕和郑义宣。这一场合以默认的方式宣告了韩国财界第一、第二大财阀三星集团和现代汽车集团其领导正在由家族二世向家族三世转变。那么，韩国政治和财阀之间到底以何种关系相互影响对方，是财阀影响了韩国政治，还是政治主导着财阀？

缝隙正是“不透明的部分”

回顾第18届总统选举的2012年，国家提供给政党的国库辅助金总额为1080亿韩元。其中，新国家党490亿韩元，民主统合党423亿韩元，统合进步党76亿韩元，先进统一党70亿韩元。国库辅助金按国会议席数比率分配。政党收入额为平均每年1000亿至2000亿韩元，国库辅助金平均占据政党收入额的30%。国家每年对政党组织的运营投入大量钱。但这就是全部吗？显然不是。比如还有“候选人公荐代价”要求捐款的例子，曾有比例代表候选人以公荐代价提供借款50亿韩元的事情败露，遭到司法处置。此外，还有某政党不定期得到的“特殊党费”，一次可高达数千万韩元。如此这般，政党的收入当中除了国库辅助金以外，还有许多“不透明的部分”。这“不透明的部分”正是财阀可以挤进韩国政治的缝隙。韩国财阀以此为根据，作用于韩国政治。但是，从财阀集团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该作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该问题再次归结为韩国财阀和韩国政治的关系当中到底“谁强谁弱”。知道韩国社会的财阀是如何诞生的，是理解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作用的关键因素。

韩国强权政府引导财阀出世

韩国政治和财阀有交叉利害关系的部分正是“政治秘密资金”。这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秘密资金”的形成前提是存在具有“强权”和有财力的“财阀”。1961年“5·16”事件前后的韩国经济形势恶化。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为了拯救韩国经济，需要培育和保护企业。此外，还需要向国民展示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为了确保得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和开发新事业项目，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和企业的利害关系正好吻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国的“财阀”诞生了。以三星集团为例。该集团于1951年设立“三星物产”，1953年设立“第一制糖”，1954年设立“第一毛织”；上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承诺对三星的肥料工厂建设予以全力支援；1969年三星电子成立以后，集团开始涉足重化学工业；上世纪70年代，政府邀请三星涉足造船业和酒店业。通过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同时在政府的支援下，三星的涉足领域日渐多样化。简言之，这就是三星集团的诞生过程。

1968年，朴正熙政府促成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全经联”)成立，并推荐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董事长担任首任会长。而从1977年2月至1987年2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董事长五次连任会长。全经联对政府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起到积极支持的作用。同时，全经联代表着财阀集团的利益，扮演着传达、调整财阀集团对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意见的角色。甚至，每次选举的时候，财阀集团分摊好政治资金后再集中献给政界。通过提供“政治秘密资金”，形成“政经勾结”。全斗焕政府时期，缅甸昂山墓地爆炸事件发生后，以体恤牺牲者的遗属的名义，青瓦台于1983年11月25日在安家成立“日海财团”(“日海”是全斗焕的雅号)。主要由财阀大企业经济界人士出任财团理事。以全经联重量级会员公司为中心，参考销售额和收益，分配基金份额。当时现代集团拨款15亿韩元，三星也要拨款15亿元。

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日海财团”的相关基金募集时说：“以30大企业为中心的基金募集达到了100亿韩元，可以充分发挥‘日海财团’的本意和精神。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基金募集时所有拨款参与者中大部分人的意见。但是青瓦台警务室方面却说，基金募集并不是一次就结束，而是每次100亿韩元，要连续两次、三次，三年一直要募集，以政权为依靠的强大力量和氛围推动了基金募集。”

民主化逆转政财强弱对比

1987年，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接受了总统大选直选制改宪要求，韩国政治朝着“政治民主化”发展。另外，1987年改宪过程中，为了用制度防止长期军事独裁执政，把总统的任期定为五年的单任制。现在，青瓦台总统不再像过去一样拥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

之后，韩国政治和财阀的关系变化非常明显。因为，青瓦台的主人应该每五年就换一次，但是财阀集团的董事长只从李秉喆向李健熙、从郑周永向郑梦九转变，即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变。而且，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已经走出韩国市场，成长为全球企业。比如说，2012年，韩国财阀30大企业的经济总量上升到韩国全体GDP的90%；当时韩国的四大财阀集团三星、现代、LG、SK集团的经济总量上升到韩国全体GDP的65%。

人们开始说，韩国就像是“三星共和国”。财阀集团并不是按照政府的计划运作，它们也不是政府所能掌控得了的，现在反而是财阀集团达到了领导韩国政府的水平。2008年8月15日，李明博政府对34万人进行特赦。这当中，包括14名因为贪污巨额资金和渎职被判有罪的财阀首脑，在韩国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舆论认为，对经济界人士实行特别宽待的法律，并将之正当化的做法，“会对韩国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此外，以申请平昌冬奥会为由，2009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被单独特赦，也受到了国民的批判。朴槿惠政府于2015年2月24日在青瓦台举行以活跃“文化体育”为目的的韩国大企业人午宴。出席午宴的有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和现代汽车副董事长郑义宣等财阀集团的三世们。之后，2015年10月，MIR文化财团成立。以三星集团和现代汽车集团为首的16个大企业募集基金共490亿韩元。另外，2016年1月成立的K体育财团，大企业也通过全经联为其募集基金400亿韩元。舆论质疑这两个财团的成立过程中或有青瓦台的介入。甚至，有些人认为，这和前总统全斗焕成立的“日海财团”非常相似。

财富进一步向财阀集中

1961年“5·16”事件以后，政府提出了重建国家经济。以“强权”为基础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让韩国企业发展得到更多的优惠和支援。这是韩国财阀诞生的过程，也是财富向财阀集团集中的开始。之前和财阀集团没有直接关联的全斗焕政权，不得不用比以前更“强硬的压迫措施”来掌控韩国财阀。这是“日海财团”成立的重要原因。如果顺应政权，韩国企业就能获得更多特惠，财富就会越向财阀集团集中。到这一阶段为止，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的作用都是“被动的”。

1987年韩国开始“政治民主化”，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卢泰愚政府开展北方外交政策，韩国企业开始走出狭小的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海外金融的大量流入和韩国大企业的无差别扩张，最终发生了无法偿还外债的情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没有真正实力的韩国企业纷纷破产，或者被更大的财阀集团合并。也就是说，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IMF接管之后还生存下来的财阀集团，反而比以前更强大。跨国大企业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集团就此诞生了。加上韩国总统只能单任五年。因此，现在韩国财阀在和韩国政治的关系中不再处于弱势，而变得很强势。韩国财阀通过主动作用于政治，通过政府的政策和立法，可以直接或间接强化自己的利益。

2005年，卢武铉总统邀请财阀首脑们到青瓦台，说：“现在，韩国的权力似乎在向市场转移了。”这话意味着什么呢？至少以下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韩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走上了“富国之路”，但是讽刺的是，不管韩国政治与财阀集团的力量对比是强还是弱，不管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的作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渐渐向财阀集团集中，并且朝着深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韩国政治和财阀的相互需要。韩国社会连小巷子里都有大企业运营的“企业型超市”，都有矿泉水卖。随着小工商业者立足之地的消失，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并逐渐固化。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韩国籍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中韩青年道德教育比较研究、中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韩国生命伦理哲学，文章转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