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美期间，声称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强而有力”，希望各方接受仲裁结果。此一表态引起国内热议。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曾蕙逸解读，认为李显龙的发言与其说是亲美示好，不如说是对美国的告诫，希望美国继续重视在东南亚的布局和影响，是新加坡为了自身及东盟各国利益而开展的大国平衡策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2016年8月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在访美期间，呼吁美国国会尽速通过对泛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的批准。而在南海问题上，他清楚表态希望东盟与中国都能遵守国际法。

后仲裁时代，新加坡总理的发言，又引发臆测。这个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的小国，在20世纪冷战时代，曾在地区发展，甚至是台海问题上，发挥过超出其实际国力的巨大影响。值此南海仲裁风波稍歇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这番表态，又预示了什么样可能的变化？

言下之意：告诫美国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脱离不了对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思考。对新加坡而言，除了国家自身的利益，还要顾及东盟利益，与东盟的关系，以及与重要域外国家的关系。

就现实环境考虑，新加坡在TPP与南海问题的表态，与其说是亲美示好，不如说是对美国的告诫。李显龙意在重申东南亚需要不同力量相互制衡，而美国不应该忽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应该维持一定影响力。

李显龙的表态，是新加坡未来制定东南亚秩序的重要支点。也就是说，这个秩序将“基于现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规则（a rule-based order）”。要强化这一秩序，新加坡和东盟都把美国看做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加坡此时对美国作出告诫与提醒，体现了东南亚国家对秩序天平倾斜的担心。这个方向是东盟国家所担心的，就是中国在东盟地区逐渐增加的影响力，而美国则对国际事务逐渐失去兴趣，后者尽管只是初显苗头，但却正在美国社会及领导阶层之间风行起来。

经贸事务上，已经完成谈判的TPP在这次美国总统竞选中，被打成窃取美国人民利益的罪魁祸首，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也因为南海仲裁案中美角力的影响，而进一步淡化。

相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感与影响力大大增加。而且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席卷而来。

政策上。中国展现出对区域事务进一步建设整合的雄心。比如提出21世纪海洋丝路以及亚投行等跨区域经建计划。

行动上，中国在亚洲地区势力与影响力的增强，表现在更为主动积极的亚洲和邻国外交政策。在热点事件上，中国善用各个危急时刻，转变过去的被动立场，主动出击，扭转局势。像是在2012年9月的中日钓鱼岛纷争，2012年3-4月的中菲在黄岩岛的对峙事件，以及中菲南海仲裁案上中国的策略及应对，都算成功。

让东盟国家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在后仲裁案时期，成功运用外交，暂时解除了仲裁案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压力。仲裁案宣布至今，新加坡与东盟已经意识到一个现实，仲裁案即使是一个被认可的国际仲裁庭所作，有拘束力的判决，然而很有可能真的只是纸上谈兵。

力挽地区制衡天平

对东盟国家而言，最为焦虑的还是中国开始和本区域的美国势利相互碰撞。且伴随着近年美国经济实力疲软，这种碰撞的很可能以中国挤压了美国的存在而落幕。

这种结果，让自古奉行大国平衡的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无所适从。从前现代时期以经贸联系游走于古印度与中国帝国，殖民时期的英法二分东南亚，一直到今天的中美共存，这个“平衡/制衡”这一古老准则，昭示着惊人的跨时代适用性与必要性。

他们也深知，区域秩序天平倾斜，将直接影响到包含经贸及军事安全在内的东盟整体利益。

因此，李显龙选择对美国作出告诫和要求是强硬的。但令人慨叹的是，这种告诫背后依然是“无奈”。冷战时代，亚洲国家苦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被作为冷战前沿国或是代理人而卷入战争。但今天，新加坡虽然摆脱了被动作为大国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身份，却摆脱不了东盟国家在强权中平衡、求生存的处境。

在这样的心态下，新加坡的表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亲美，或者反中，更应该说是试图将原来趋近失衡、并不断向中国倾斜的天平，导回原来中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并不尽然是引狼入室，然而，东盟地区国家必须学会更好地与狼共舞，与大国共存，并在其中为自己寻求最大利益。

承载东盟和中国的双重期待

当然，新加坡的表态也不尽然是从大局出发，也有自身的考虑。

新加坡支持TPP，是顺应自身优势贸易条件作出的理性决定。作为TPP的初始倡议国，新加坡想借此打开TPP会员国的国内市场，加强自己的经贸优势。靠跨太平洋区域经济秩序整合，以应对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秩序整合。其中包括大中国市场崛起可能带来的亚洲新金融中心对新加坡的挑战，在其它交通要冲建立新航道与新港口（例如泰国克拉地峡的运河工程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建设），以及中国推动国内经济秩序转型可能对新加坡造成的挑战。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命脉是转口贸易，TPP很大程度为一些可能造成贸易障碍的技术问题精简了规则，进一步促进了贸易便利。这对新加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也是它一直致力推动的目标。因此，新加坡积极提倡TPP，就是顺应自身优势，也是必然选择。

而新加坡对南海仲裁案的发声，表明希望国际法能够被相关国家尊重与遵守，反映了他在这个敏感议题上，作为东盟唯一以华人族群为主的国家的艰难。

首先，新加坡从2015年8月起，接任泰国作为中国-东盟协调国，任期三年。在南海问题的紧张情势升高的敏感时期，新加坡的协调压力巨大。

不同于前任泰国，新加坡作为海洋东南亚国家的一员，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本来就高于作为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泰国。因此必须承担对南海问题更积极作为的压力。不幸，同样是海洋东南亚国家的印尼，这届政府对东盟区域事务不感兴趣，导致新加坡只能独挑大梁。如此一来，新加坡身上聚焦了来自东盟与中国的双重期待。

中国认为，新加坡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应该支持中国。东盟则希望新加坡能凭借语言与文化优势，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更好的协调作用，提高争端解决的机会。两方的期待，已经使新加坡从协调的角色转变为更能产生实质影响力的调停者。这无疑让新加坡背负了更大的压力。

新加坡如果要达到双方的期待，势必要加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以更实质的成果解除各方压力。

回头来看新加坡对美国发出的信号，借由已经大致搭建完成的TPP平台邀请美国再次加强对东南亚区域事务的介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这个脉络下理解新加坡对南海仲裁案的发言，是希望强调国际法对小国的制度性保障，缓解对中国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担忧。同时设下屏障，制衡中国动用政、经手段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东盟的可能。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更深一层想，新加坡在这个时刻，再次强调美国在东南亚区域事务的重要性，也透露出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发展方向。

作为接班人，李显龙成长于冷战炽热时期，东南亚地区当时被迫作为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这个区域饱受动乱的困扰，整体经济发展受影响，深刻型塑了新加坡以及其领导人对地区秩序稳定的追求。

青年李显龙在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留学，受到西方精英学术教育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建立了尊崇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保护与法治等价值观。面对中国，他相对而言没有其父李光耀那样对故乡的孺慕之情。

简单说，李显龙是现实主义的遵行者，也是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尊崇者。因此，这就解释了在后李光耀时代，没有所谓的“李显龙路线”，只有国家利益至上的新加坡当代外交。而其中，还穿插了东盟国家追求区域秩序稳定与经济成长的愿望。

新加坡作为东盟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综合了现代西式的国家治理和传统中国文化根源，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台湾以及港、澳地区的华人国家。新加坡尽管有七成以上的华人族群，但他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国家认同、族群议题和区域环境的现实挑战。

中国须以这样的角度理解新加坡，适当降低对它同为华人国家，应该支持中国的期待。这种对被理解与被视为独立个体的期待，也是新加坡和长期身处在两强势力交锋的东盟国家未曾停止的追求。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