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风波下，一则“限韩令”在互联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消息称，广电总局将“调控”韩流在中国的曝光度，限制韩星来华演出，限制韩剧播出，还要限制有韩星出演的电视剧。“韩流”一直是韩国引以为傲的文化输出，韩国对此也非常敏感。虽然仅仅是传言，捕风捉影，已经让韩国娱乐产业股票瞬间蒸发21.5亿人民币。

文化从来无法超脱政治之外，“萨德”事件以来，中国民众已有冷落“韩流”的趋势。“限韩”消息传来，网友也是一片点赞“国家之前无偶像”。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进一步“限韩”？对可视化强、牵涉韩国民族情感的“韩流”下手，会不会让中国离“反萨德”的初衷越来越远？

“韩流”只是中韩贸易的一小部分

自韩国总统宣布将部署“萨德”以来，韩国社会一直战战兢兢的，是可能来自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中韩贸易对韩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比美韩、日韩贸易的总和还要大。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韩国对华出口额为1453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机电产品、光学医疗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出口额分别为659亿美元、204亿美元和178亿美元。而“限韩”涉及的韩国内容产业，对华出口额仅为13亿美元。并不是中韩贸易中占比最大的部分。

如果“限韩”，在双边关系上更多是警告性的“敲打”。但从民族情感上看，触及韩国珍视的文化产业，可能比限制中韩产业贸易合作，形成更大的冲击。

文化产业是韩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重点培育的产业。韩国在20世纪末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但紧接着经济高速发展期结束，产业升级成为紧迫课题。“文化产业”成为政府选定的新突破口，政府与社会力量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加之“文化产业”中存在诸多普通人感兴趣的话题，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备受韩国社会瞩目。

“韩流”在中国以及全球流行起来后，大大增强了韩国人的文化自豪感。韩国的经济体量与欧洲强国相差不多，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却小很多，韩国人常常因此而耿耿于怀，热衷于打造韩国的国家品牌。而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使得韩国的海外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提升，成了最漂亮的国家名牌。

而对于以贸易立国的韩国而言，“韩流”还是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最得力的广告。很多人因为喜欢“韩流”而喜欢上了韩国产品，韩国产品因此而具有了更高的定价空间。不仅如此，“韩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受众的审美情趣，大大降低了韩国产品走向海外的文化门槛。

“韩流”聚拢了民心、打造了韩国的形象，促进了贸易。如果“限韩”真的落实，对韩国人的情感伤害可想而知。而这群人中，有大量值得中国争取的“反萨德”人群。关于这一点，还要从韩国的外交策略谈起。

韩国一直游走在中美之间

在朝鲜半岛上，韩国对朝鲜曾经使用过“阳光政策”。当时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握有发展优势的韩国人面对韩朝关系曾经非常自信。韩国人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消除军事对抗，引导朝鲜社会走向改革开放。

然而“阳光政策”实施10年，韩国人等来的却是朝鲜核实验。此后，主张对朝强硬的“保守派”代表李明博、朴槿惠先后当选总统，这两任总统虽然声称在对朝政策上走既“合作”也“施压”的双轨路线，但朝韩双方一直未能在“弃核”问题上获得进展，双轨路线最终成了“高压”路线。“高压政策”实施至今又接近10年，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韩国人对此非常不满。

无论在朝鲜半岛内外，韩国人都认为最理想的路线是“第三条道路”。对朝鲜，韩国人希望政府能够灵活使用“双轨”路线，有效保障半岛安全。在半岛之外，韩国人希望政府在中美之间保持均衡，从美国那里得到安全保障，从中国分得发展红利，借“韩美同盟”提升自身在中国面前的份量，也借中韩友好提升自身在美国面前的重要性。甚至更进一步，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摆脱被大国左右的命运，甚至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

美国早就希望在韩国部署“萨德”，正是韩国人走“第三条道路”的信念在很长时间里抵制了“萨德”入韩。

今天韩国的“反萨德”人群

“第三条道路”看似明确，但需要做到“均衡”、“实用”、“灵活”，需要拿捏分寸、审时度势、辗转腾挪，这并不容易。在今年年初“朝核危机”升级的威胁下，朴槿惠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先是关闭朝韩交流的所有通道，而后就是同意“萨德”入韩，将韩国的命运交到美国手中。韩国人虽然都赞同“第三条路线”，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萨德问题上，韩国社会也大致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人群。

首先是经历过朝鲜战争以及冷战的老人，他们敌视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朝鲜人民有着较深厚的“同胞之爱”，也是韩国社会里最对统一抱有热情的人。他们是对朝政策的支持者，对美国的军事保护也较为依赖。他们对于经济形势的敏感度较低，对于中韩经济合作的了解也相对较少。他们在选举中较为偏向保守政党，尤其支持朴槿惠。

其次是60年代前后出生的韩国人，他们年轻时候经历了韩国的民主运动，习惯于批判政府，认为“冷战思维”已经过时，并且目睹了朝韩关系不断改善的黄金期，对于“阳光政策”难以完全割舍。这一人群有着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并且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目睹过美国的“背叛”，因此对于强化韩美同盟持审慎态度。这一人群最了解中韩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他们是民主派的票田，代表他们意愿的民主派政党是目前“反萨德”的主力。

最后是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走出校门时，韩国经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全球化的冲击，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个人功利主义”成为他们的标签。这些年轻人认为“冷战思维”过时，但对朝鲜的不信任感以及安全危机感也最强烈。他们对朝鲜的同胞之爱非常淡漠，对统一没有热情，在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的态度模糊可变。他们对美国的好感度很高，认为安全保障比国防自立更重要，但当有可能危害健康的美国牛肉端上他们的餐桌，他们又走上街头掀起“牛肉风波”，为美韩FTA踩刹车。他们虽然喜欢美国，但也做着“中国梦”，希望在中韩经济合作中找到致富的机会。

“自由竞争世代”灵活实用的功利主义态度正是韩国社会近10年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在“萨德”问题上会根据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审时度势地作出选择。

也就是说，除了第二类人群意外，第三类人也有希望转化为“反萨德”阵营。因此，如果中国以恰当的方式向韩国社会讲明利害，会有利于韩国社会在“萨德”问题上进行更多反思。

动员大企业避免误伤中间派

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社会内部仍然存在讨论“萨德”的空间。怎样打击“萨德”支持派，同时避免伤害中韩关系、拉近中间派，应该是我们对韩政策的重点。

如今“限韩令”还连影子都没有，媒体上已经是一片喧腾的“国家面前无偶像”。这显然不利于感化韩国的中间人群。“限韩”短期来看，可能是最能让韩国民心“吃痛”、牵涉到的中韩合作规模小，因此对中国投资伤害最小的手段。但长期而言，韩国民意伤筋动骨，真正有能量的韩国大企业却不痛不痒，是得不偿失。

目前，包括韩国亲美保守派有这样一个逻辑：韩国越是强化韩美同盟，中国越拉拢韩国。中国虽然握有韩国经济命脉，但经济合作是双刃剑，中国不会轻易打出经济牌。

在这个观点下，中韩贸易反而掣肘了中国在萨德问题上强硬。因此，中国如果想积极影响韩国社会，首先要向那些深度参与中韩经济合作、在中韩贸易中占据大头的韩国大企业讲明中国反对“萨德”入韩的决心。通过这些大企业强大的政策研究能力、舆论动员能力影响其政府。

同时，在对韩宣传上，中国要在准确传递自身立场的同时，维护中韩关系。这其中，就包括谨慎作出可能触发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举措。

最近一段时间，韩国社会内部的“萨德”支持派不断批评中国干涉韩国内政，意在煽动反华民族主义情绪。“萨德”入韩，已经让中国民众对“韩流”的热情有所下降。但是，如果将“偶像与爱国”的讨论引向“反韩流”乃至“反韩”民族主义，进一步刺激韩国年轻人的反华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就会落入美国借“萨德”离间中韩的陷阱。韩国社会内部的“反萨德”声音也会丧失动员力。

反观“韩流”，已经在中国流行20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在中国流行文化中注入了韩国元素。两国文化产业合作日益紧密，资本、市场与人员深度融合。中国资本成为很多娱乐公司的重要股东，中韩资本面向两国受众共同策划、共同制作的产品也开始涌现。那么韩国的文化产品也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多地带上中国文化元素。这种趋势反过来也会影响韩国人的审美情趣，促进中韩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同质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韩流”已经不仅仅是出口到中国的韩国文化产品，而是“韩中流”，甚至会发展为“中韩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文化融合对于中韩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东亚地区文化向心力的增强有着积极意义。如果以更开阔的时空格局看“韩流”，就会对这一举措产生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