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海牙那只高悬已久的靴子终于落了地，这标志着已进行数年之久的法律程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所谓的仲裁并没有产生消弭争端的实际效果——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再次表明立场，拒绝从程序或实体的任何方面承认这份裁决；在此前后，南海上空已是战云密布，气氛到了差不多千钧一发的程度。海牙火上浇油的表态没有给事情划上句点，反而不免让人留意到关于国际法本身的有趣现象：美国要求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认仲裁，但中国和俄罗斯却在6月25日共同发表《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重申主权平等原则及当事国合意原则，主张国际仲裁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当然权威。显然，中俄的声明针对海牙体制。

“国际法”自己在南海打架了。

“坚决维护国际法治”——but what kind of LAW？

我们知道，任何人类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语境和背景，这次的南海仲裁案也不例外。从法理上看，它确乎是一桩技术繁杂的国际法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个案子的发生和某种政治结构与政治动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甚至不难得出结论，所谓南海问题其实是关乎二战后美国秩序安排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仲裁案不过是时势变迁的表征罢了。

1950年代有两个重要条约涉及南海主权，一是《旧金山和约》，二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第二章，也就是“领土放弃”一章规定，日本放弃南沙和西沙群岛等地方的主权权利。该条约签署于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回南海诸岛之后，再参照该章对所有被日本占据之其他国家领土的处理方式，该条约事实上并不否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然而美国与英、法、澳、新和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在1954年共同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却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该条约将北纬21度30分以南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统统划作东约军事同盟保护范围，这其中就包括南海大部，甚至海南岛。东约组织的成立和活动不仅是美国塑造南海格局的开端，也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强占岛礁的行为提供了便利，从而成为今日南海领土争议的重要根源。1956年菲律宾宣告“发现和占领”了北子礁、太平岛、中业岛等9个早已划入中国版图的岛屿，开始在南海实行领土扩张。而南越政府也是在美国支持下，得以扩充军力并进占岛礁。

不过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和南海诸国长期以来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上的争执，并与其中某些国家爆发过武装冲突，但从总体上看，南海争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可控状态。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和外交文宣虽然一直强调自古以来的历史性权利，可是在实际行动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友好协商长期以来都位居主流。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在柬埔寨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1年再于印尼落实指导方针草案。根据宣言要求，南海争议各方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加互信，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主权和管辖权争议。在今天最新的《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当中，中国政府这一立场也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坚持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南海问题属于双边问题，非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不应当插手；二是主权问题不接受国际裁判。以上两点立场，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大陆性领土国家的刚性主权观念和联邦主义的世界图景，而中国早先与南海诸国的争端之所以可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之间分享着对上述秩序的相同理解：各方南海角力所竞逐的，都是岛礁领土主权以及附随的矿产和渔业等资源。这些争夺并不挑战中国的秩序想象，从而亦不构成真正意义的危机，恰恰相反的是，南海诸国对主权这一重心的坚持反而强化了这套秩序的正当性。基于此，如果美国等方面近年来没有竭力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海牙的仲裁事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把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所谓重返亚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随着该项战略的推进，南海地区的相对稳定局势就在2011年前后开始急剧恶化，以至于变成了著名战略学者卡普兰口中的“亚洲火药桶”。美国的直接参与让东盟各国看到了机会，它们开始频频借力打力；东盟部长会议、东盟首脑峰会等多边活动的共同声明在近年来也常常直接涉及南海问题。东盟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区域原有格局被打破，南海重回一种准自然状态，它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在下一格局尘埃落定之前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美国的行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美国重返亚太，首先肯定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普通的大国角力，那么就完全忽视了这场斗争背后的秩序意义和世界观品质。

美国今天所理解的秩序是什么样的呢？2010年，也就是在重返亚太战略即将全面推行之际，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十七届东盟区域论坛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是南海情势的利益攸关国，南海航行自由、亚洲公海的自由准入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皆关乎美国国家利益；对于南海主权争议，美国反对任何一国单边宣称主权，希望能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按照多边方式解决。她还在多个场合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

美国官员的主张无疑和中国倡导的《行为宣言》精神相抵牾。美国并未视自己为域外国家，或者如奥巴马在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时所说：“美国一再强调自己是亚太国家”；南海争端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也是美国所关切的。这些表述背后的潜台词相当明显：首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全球性而非领土性的，它希望在亚太地区拥有地缘利益；其次，美国的战略利益包括国际应然秩序或者国际法秩序，它的地缘利益要靠国际法来支撑；其三，这种国际法秩序要求打破中国主张的特里佩尔式国际/国内法二元论，从而将主权问题置于国际法的管辖之下。所以总的来说，美国的秩序想象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坚持刚性主权，不接受领土问题司法化，美国奉行弹性主权，重在保护海洋性的贸易利益以及关键节点和板块的地缘利益；中国对国际法的看法主要是二元的，美国则力图构建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规则的国际法，并掌握最高立法权。

从这种视角来看，南海争端的激化是两种秩序想象碰撞的外在表现；菲律宾的主动进攻只是一个搭便车行为，因为菲律宾本身并没有创造秩序乃至提出世界观的能力。

“控制边缘地带”——but why？

南海为什么是美国地缘利益的关键地区？

二战以后，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对全球霸权的认识开始真切主导美国基本战略的制定，也直接塑造了南海的格局。这种认识要溯源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它即是美国行为的动力学。

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可供文明国家自由殖民的“无主”土地所剩无多，于是它们彼此间的争夺就开始白热化。在这种背景下，以整个地球为基本思考单元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全球争霸的理论。英国地理学家、国会议员麦金德和美国海军将军马汉等人提出的关于陆权与海权的模型，在此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针对麦金德强调陆权的“大陆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他认为，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有所谓边缘地带，而其水陆两面性质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他提出的公式是：“谁能控制边缘地带，即能统治欧亚大陆；谁能统治欧亚大陆，即能控制世界的命运。”斯皮克曼的理论不仅助推美国在二战时走出“孤立主义”，而且对美国战后外交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铁幕落下后，东西方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斗争部分掩盖了地缘政治考量。但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6年推动实行“遏制”战略的长电报，则被学界普遍认为与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有着密切关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遏制”战略的目标是要阻止大陆中心国家苏联的扩张，战略手段则是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由此，美苏之间看似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就演变成海洋国家与大陆中心国家在陆海边缘地带的霸权争夺战。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直接使用学者的地缘政治学语言，但其思维却受古典地缘政治思维主导。战后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基本战略愈益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核心目标和恒久利益就是确保对这个边缘地带的控制。

如前所述，美国控制亚太地区大陆边缘的战略是以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支柱构造起来的，而所谓前沿地带就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基本地缘战略并没有因东方阵营的解体而改变。尽管受菲律宾政局变动和自身财政负担的影响，美国于1991年撤出了在菲军事基地，但它依然坚持奉行前沿部署法则，和菲律宾也仍旧保持军事同盟关系。1992年，美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单极霸权战略，提出“必须维持现有机制，以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去追求一个更大的区域或全球角色”。这一目标使中国这个大陆大国成了美国这个海洋霸权国家的天然对手。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发展更促使美国将战略眼光投向中国以及南海，而此时，中国与菲、越在南海岛礁上的主权争议便成了美国展开遏制的一个切入点。2014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学界就更加活跃了。

“谁脱离国际规则，谁就要负责”——but who judges？

如果说在地缘政治上，观念的作用和影响还并不占首要位置的话，那么在国际应然秩序和国际法的层面，精神建构的意味就相当明显了。这种对决时是静力学层面的价值对决，亦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实践。

我们先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切入。1995年2月初，中菲围绕南海美济礁发生争执，菲律宾指责中国非法占据该礁。随后不久，美国众议院就于3月10日通过《114号决议》，其中用“侵略”一词来描绘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声称中国是在菲律宾的“领土”上建设军事基地。《决议》还说美国应该对任何“非民主国家”在南海的权利主张表示关注；呼吁美国总统要“评估南海声索国中民主国家的防卫需要”。美国国务院尔后于5月10日以所谓维护地区稳定的姿态发表了“美国对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声明”主要表示：一、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二、美国在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两大问题上有持久的利益；三、美国对南沙岛屿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四、希望依据国际法解决问题。

此次国会决议和政府声明是美国第一次以非外交方式正式介入南海问题。两份文件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比较完整地揭示了美国派生自南海争端的一些真实想法。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家们彻底改造以国家间主权平等为基本结构的国际社会的意图，或者更进一步说，蕴含着独断地建立文明与野蛮区分的意图。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一直是种具有规范性的理想图景。在这种观念下，大小国家都认为自己平等享有主权权利，都有权在战争法上被当作正当敌人来对待，不受歧视、侮辱和毁灭。因此，国家主权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规范或共同谅解，国家借此声索它独立自主的权利，并承认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独立自主权利。国家对其主权领土内的事务享有至少是法学意义上的最高决定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权作为一种新的规范性价值部分地穿透了主权，令它变得不再那么坚固；也就是在福山这位通俗版黑格尔作家所谓的历史终结时刻，自由民主不仅跑赢了冷战，更跑赢了全部历史，除了自由民主以外，其他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事实上，美好的人权和自由民主在动摇了主权的绝对性和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原则以后，并没有想当然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被普世话语隐藏起来的那个政治性问题——谁来决断，并不可能真正消失。于是很多原本可以平等会商的问题，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邪恶的一方就不再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像中世纪骑士一般的正当敌人，而是丧失了国际社会主体资格、必须在正义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被消灭的绝对敌人。近年来诸多的正义战争以及诸多关于正义战争的研究，已经不厌其烦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在很多具体事务上的碰撞，以及围绕国际法具体规定的词句和文义的争论——比如南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究竟包不包括军事侦察行为——固然惊心动魄，但和秩序想象的对决相比，已经属于较为微小的问题。我们更要清楚，美国曾经企图以“民主”与否为理由，将中国排除在东亚集体安全机制之外，指责中国破坏和平稳定，不守法，要借此排除中国声索主权权利的资格。这实际上是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设定新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继而将中国划为野蛮的一方，而文明的一方自然而然获得了规训对方的权利和权力；我们也更要明白，尽管美国是以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操作来维护它所主导的秩序的，但切不可认为这是低级的狡诈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师出总要有名，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走不长久，秩序的生产能力才是最为关键的。

美国的实力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技术优势，而且也在于对秩序和正当性的垄断性生产。美国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制造话语并迫使他国人民尊重它的能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果一个民族可以自己来规定其他民族的话语方式，甚至思维方式，规定一整套术语和概念，这无可否认是真正强大的表现。美国人自门罗总统时期就开始锻炼和积累的这种能力，加上天定命运般选民民族的心态，或许才是具体秩序想象背后那个难以撼动的世界观叙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ut how？

两种秩序想象的碰撞在什么情况下会留出共存空间，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首先来看看最近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过去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也是中国搭乘美国全球扩张的便车、迅速壮大自己的二十多年。然而这种相处模式如今已经触到了瓶颈，因为中国崛起作为一项事实，已经让美国对自己在未来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忧虑。作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一方面要在国际上不断界定和遏制它的蛮族，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蛮族的力量以巩固帝国的边疆。这种心态和策略在2013年希拉里离任演讲上表达得很充分。她首先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接着她又说“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简而言之，如果中国选择继续跟随、承认和融入美国的秩序想象，那么美国还是可以容忍的，不同秩序想象的碰撞就不会立即引发冲突。

中国是要继续跟随，还是要返回一种秩序的元叙事？

“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句话，中国国家主席在2014年访美的时候也曾说过，但他的理解和希拉里的希望显然有差距，他其实是在劝告美国，在某些事务上要保持适当距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逐渐清晰。2015年，“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2016年，国家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一系列举动或许表明，中国不仅要在区域秩序上另起炉灶，甚至有意在历史叙事上与美国主导的历史终结话语分道扬镳。中美两种秩序想象之间的竞争性格局已经初现端倪。

这种竞争乃至可能的冲突是否能够避免呢？如果站在内外关系互动的角度上来看，应该不难得出答案。读一读我们的宪法序言，读一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很快发现，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所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体系，也就是在这套叙事底下，中国才开始进入西方的“世界历史”。如果彻底改弦更张，把追随和融入曾经从根本上反对的秩序想象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背叛，甚至意味着文明认同本身的危机，因为所有的牺牲会变得毫无意义，而那令人慷慨赴死的原则也会失去抟结人心的威力。如果我们无法克服这一危机，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因为中国首先不是符号想象的虚假建构，不是作为法律技术容器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历史和文化凝聚起来的共同体。我们是否拥有提出秩序想象和历史叙事的能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具有生存论上的根本意义。

从历史上看，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经验，也不缺乏这种能力。魏源和龚自珍的时代就已经是海陆关系变迁的时代，自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学习重建中国的内与外，学习重建中华作为一个文明的自我理解。在这个层面上，南海问题是文化重建进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环节，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反而应当充满期待。如果说在现有的规则体系内用精致的法律技艺谋求争端解决是近忧的话，那么能否改造规则乃至提供一套不同的秩序想象，就是远虑了。南海问题是考场，但它更是产出另一种秩序想象和世界观的历史契机。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