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某些社会领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刺激了那些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崛起和掌权；且令选民易接受不切实际又危险重重的政策处方。由此，这种不平等夯实和加强了拉美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而目前不平等是特朗普成功的一项原因。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之中，这助长了一大批美国选民浮出水面：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政治体制的出卖、轻视和抛弃。尽管不能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就一定会带来独裁领袖治下那种最糟糕的行径。但更令人忧心的是：诸如不平等这样的条件正令特朗普这种候选人顺风顺水。这些条件可能令美国政治更加充斥敌意、功能失调，因之也更易令选民接纳煽风点火的言论甚至是威权统治。特朗普不可思议的政策与美国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数百万他的支持者似乎并未感到不安，这样的现实即已证明，这样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实际上是多么不堪一击。

对我们这些研究拉丁美洲的人来讲，目睹美国政治渐趋形成但笃定无疑的拉美化趋势，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新近出现且最有说服力的迹象仍然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他的喜好自吹自擂、言论煽风点火和对法治的藐视，恰如其分地将其置身于“领袖”(El Caudillo，大略可以译为英文的“the leader”或者“the chief”)的传统之中，“领袖”是拉美政治的中坚人物。即令难以定义，军政领袖独裁统治(caudillismo)的现象在拉美历史中仍然很容易追根溯源。在其黄金时期即十九世纪，典型的领袖是那种驰骋疆场、富于超凡魅力又痴迷于威权统治的男性。早期的领袖如阿根廷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和墨西哥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Anna)，他们在寻求应付后殖民时代混乱不堪的拉美政治时，是在用纯粹的人格力量统治国家。

然而，要到二战后，军政领袖独裁统治历史上执政时间最久的若干象征性人物才得以粉墨登场。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LeonidasTrujillo)自1930年上台，直至1961年遭到暗杀，从他那里开始，领袖成了持有种族偏见、孤芳自赏、沉迷于男性气概并且自视甚高的暴君。事实上，特鲁希略称颂他自己的能力或许令特朗普自愧不如。他将首都圣多明各(SantoDomingo)重新命名为特鲁希略城，将该国海拔最高的山峰杜阿尔特峰(Pico Duarte)改名为特鲁希略峰，并为他自己的纪念日举办阅兵仪式和庆祝活动。比如，他宣布1月11日为“施恩日”(Dayofthe Benefactor)。特鲁希略最著名的传记题为“加勒比海的小凯撒”(Little Caesar of the Caribbean)，这绝不令人称奇。

另一位标志性的战后领袖是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将军，他为这一类型的领袖注入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特征。在庇隆主义的巅峰时期也即1946至1955年间，庇隆利用民族主义的华丽宣讲建立起与工人阶级的密切关系，同时推动实施旨在成就阿根廷伟业的经济计划。一俟媒体和反对派批评他的政策，他还予以镇压，发展到极致，乃至于将政治对手送入了监狱，并关闭了反对派报纸《新闻报》(La Prensa)。

庇隆遗产的继承人包括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秘鲁的阿尔韦托·滕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已故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继任查韦斯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以及厄瓜多尔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如庇隆一样，这些领导人均竭力维持民主体制的制度表象，同时以激烈手段破坏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最近的一代领袖转而开拓并熟练掌握了社交媒体，他们与大众打成一片，令传统的政治组织手段特别是政党几乎遭到废弃。他们运用行政权力时加以拓展，大大逾越了权力边界，并在他们的经济政策中展示了意识形态上惹人注目的多变性。他们还利用了穷人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的愤怒。如此行事的这些领袖，提供了理解特朗普现象前因后果的诸多参照；相较于与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甚至是奉行民粹主义的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类欧洲法西斯领袖进行的那种言过其实的对比，这样的参照更加适当。

独裁领袖的共通成因

关于军政领袖独裁统治的成因，并没有学术上的一致意见。从传统上讲，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男子勇武气概的殖民残存。西班牙这块土地毕竟滋养了一批领袖，包括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元帅，他正式获授“西班牙领袖”的头衔，自1939年内战结束时掌权，直至1975年去世。但近年来，人们开始将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视为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回应。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某些社会领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刺激了那些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崛起和掌权，他们依靠情感和偏见而非理智来吸引民众；并且令选民容易接受不切实际又危险重重的政策处方。由此，这种不平等夯实和加强了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

当然，很多因素有助于解释特朗普的崛起，这些因素包括大批保守派美国人不满于奥巴马行政分支的政治正确(包括奥巴马拒绝使用“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以及特朗普政治宣讲中展示出令人心动的率直，特别是涉及剖析美国的诸多问题时(“我们再也不会获胜了”，是典型的特朗普式修辞)。但无可否认，不平等是特朗普成功的一项原因。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之中，这助长了这样一大批美国选民浮出水面：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政治体制的出卖、轻视和抛弃。

美国正在迅速弥合与拉丁美洲在不平等方面的差距。来自多方研究的数据表明，美国比发达世界中任何民主国家都更加不平等，而且，那种不平等的状况比19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代都要严重。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最顶端百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高于192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较少为人察觉的是，美国正在迅速接近与拉丁美洲之间在不平等方面的差距，而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不平等地区。世界银行用基尼系数这样一套数据模型来评估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该系数显示，2014年美国的不平等介于0.40到0.45之间，仅仅低于拉丁美洲的o.45到0.50。相较而言，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基尼系数介于0.25到0.30之间，它们的民众生活得舒适惬意。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生计因收入下降而陷入困顿，特朗普以典型的领袖独裁方式灵活利用了这批人的愤怒。他抨击“建制派”无视“年轻一辈”，并承诺通过迫令诸如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在国内生产并商定国际贸易协定，借以将外包给中国和墨西哥的工作机会拿回。特朗普还展示出对煽动蛊惑民众之类手段的痴迷，在这方面，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绝少有领袖可与其匹敌。特朗普“令美国再度雄起”之蓝图的核心是，自太平洋沿岸至墨西哥湾建起一堵墙，可能以之阻止“强奸犯、毒品贩和犯罪分子”进入美国；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允许动用酷刑打击伊斯兰国(ISIS)；“开发”诽谤法，这样的法律或将为指控批评如他本人这样的公众人物的记者留有余地。在鼓吹这些政策的过程中，特朗普就像很多领袖那般利用了他作为政治旁观者的身份。特朗普认为，这样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允许他颠覆目前的政治体制，并以某种体制取而代之：这个体制会服务于每个人，但特别会服务于那些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人士。

令人不安的遗产

特朗普担任总统对美国来讲可能预示着什么？对军政领袖独裁统治的粗略回顾提供了一扇窥见未来图景的窗口。这一图景毫无疑问是令人不安的；从政治上的暴力到经济上的落后，再到一直可见于该地区很多民主国家的威权统治蔓延不衰，拉丁美洲存在诸多严重弊病，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恰是其中重中之重。很多拉美人士以心照不宣和忧惧不安的混杂情绪欢呼他们所称的“特朗普统治”(Trumpismo)，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很多人担心这一点”，墨西哥前外交部长乔治·卡斯塔聂达(Jorge Castaeda)向《华尔街日报》表示。“问题不只在于特朗普究竟说了什么，而且在于他说的风格。那是一种我们熟悉而担心的风格。”

拉丁美洲几乎所有领袖都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民族主义，在特鲁希略那里，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排外和种族主义的癖好，这令人忧心地联想到了特朗普的类似倾向。1937年，为阻止海地移民流入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在多米尼加与海地边境地区实施了一项“多米尼加化”计划。该计划利用了多米尼加人对“海地化”的恐惧，而恐惧源自这样的担忧：海地多数人口为黑人，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混血人种占绝对优势，海地人的到来可能染黑多米尼加人的基因库。特鲁希略本人漂白了他的皮肤以掩盖自己的混血背景，并且从欧洲招募移民，特别是逃避法西斯主义的犹太人和受内战驱赶而流亡的西班牙人到他的国家，借以煽动这种恐惧。这样一些政策成功造就了一种令种族屠杀具有合理性的环境，造成大约两万名海地人遇害。为掩盖他与屠杀的牵连，也是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特鲁希略将一些参与暴力活动的凶徒投入监狱，并向海地政府支付了75万美元，作为他所指的“边境冲突”的赔偿金。

拉丁美洲看上去永无休止的经济危机状态，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领袖们对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经济民粹主义的偏好。这种民粹主义提倡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诚然，此种偏好在程度上远远超出特朗普迄今所展示的任何倾向。然而，阿根廷的实践特别富于启发意义，那里的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留下了最持久的遗产。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自大萧条以来阿根廷经济的大规模衰退(依据包括人均收入在内的大多数指标，该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均源自庇隆的民粹主义征伐。人们对庇隆经济计划的看法五花八门：“法西斯主义”、“社团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庇隆的经济计划强调对整个工业部门进行国有化，强化经济主权(他完全买下了英国拥有的全国铁路系统)，保护地方企业免于外国竞争，并以实行普遍医保为交换，来限制工会的罢工权。这些经济政策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竞争力，阻止了多样化、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出现，更广泛而言，令国家而非市场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动力。

或许最糟糕的是，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的界线渐趋模糊，而这样的模糊在当代拉美政治中极其普遍，也广泛体现于特朗普的部分政策建议中。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转型的浪潮席卷拉丁美洲，紧随这一浪潮出现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混合，证明了军政领袖独裁统治非凡的生存能力甚至是兴盛能力。这样的混合催生出一批拥有帝王般权力的总统，他们的施政似乎更加类同于君主政体而非宪制政体下的国家领导人。

梅内姆于1989年至199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他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老派的阿根廷领袖，并且身体力行。络腮胡子、性能力方面的自夸、对南美牛仔文化的嗜好，成就了这样的领袖。1994年，他召集宪法大会，改变了阿根廷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这样他可以竞选连任。梅内姆挫败了反对派，明确无疑地赢得了战斗。1999年第二任期结束后，梅内姆仍试图再度修订宪法，以令他有机会谋求第三个任期，但以失败告终。如此折腾宪法秩序，造成了阿根廷法治的脆弱，修宪行为本身妨碍了阿根廷摆脱威权统治的趋势。

1990年，藤森以绝佳的政治局外人身份开始担任秘鲁总统(他之前未有从政经历，且因其日裔背景而与绝大多数秘鲁人保持距离)。1992年，藤森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一场“自我政变”(self-coup)，他以派遣军队对付左翼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Tú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和毛泽东主义恐怖组织“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为借口，临时关闭了秘鲁议会。藤森镇压了那场叛乱，但代价是强力实施恐怖统治，造成数千无辜平民丧生(其中很多是土生土长的民众)，秘鲁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荡然无存。人们认为藤森应当对所谓“肮脏战争”(Dirty War)负责，这是推进秘鲁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步骤。2008年，检方顺利对藤森提起多项反人类罪指控，他是拉丁美洲首位获此罪名的民选领导人。(“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的名称源自18世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秘鲁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译注)

与此同时，新闻自由成了查韦斯独裁统治(Chávismo)的诸多牺牲品之一。查韦斯以在推特上怒斥媒体，将记者称为贱货和猪猡，制造新闻纸短缺以打压委内瑞拉的非国有报纸而著称。查韦斯制定的继承人马杜罗追踪社交媒体，借以持续打击言论自由，而社交媒体几乎是委内瑞拉人批评政府的唯一出口。他以牢狱之灾威胁在推特上批评他的记者。但相较于厄瓜尔多总统科雷亚打击媒体的不间断动作，这些手段是苍白乏味的。2011年，因反对派媒体《世界报》(El Universo)的一位专栏作家称科雷亚为“独裁者”，科雷亚利用一部新的法律指控该媒体诽谤。该报主编和三位行政人员获刑三年，报纸被罚款4000万美元，这几乎可以确保摧毁这些记者和这家报纸。(据英文维基百科介绍，厄瓜多尔《世界报》诽谤案起于2010年。2012年2月，相关判决获厄瓜多尔最高法院支持，但遭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叫停执行。事件引发国际媒体侧目。2012年2月末，秘鲁总统科雷亚宣布对四名被告予以赦免。)

独裁领袖的黄昏？

尽管在特朗普和独裁领袖之间可以勾勒出诸多相似之处，但不能随之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就一定会带来独裁领袖治下那种最糟糕的越轨行径。美国强大的宪政传统和全面的民权保护背景有可能充当抵御政治侵害的堡垒，而在整个拉丁美洲，独裁领袖们曾经是放纵政治侵害的。譬如，很难理解特朗普会如何安排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而不违反州一级和联邦一级的诸多民权法律条款，更不要说在风气开明的城市和乡镇还可能遭遇坚定的反对了。同样不清楚的是，特朗普可能运用什么样的法律授权来阻止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或强迫美国士兵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犯下战争罪行。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是歧视性的举措，不可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法的，因其最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美国宪法中对提倡某种官方宗教的禁令。

话虽如此说，特朗普迄今为止的成功仍然预示着独裁领袖般的总统参选者光明的前景。特朗普之后，某位热望总统宝座的人士将不会再因诋毁总统竞选，带着偏执、厌恶女性和排外的情绪做买卖，以及提出缺乏现实基础而且逾越文明社会理当容忍的底线的诸多政策，而丧失参选资格。更令人忧心的是这样一种惯例：诸如不平等这样的结构性条件正在令特朗普这种身份的候选人顺风顺水。这些条件可能令美国政治更加充斥敌意、功能失调，因之也更容易令选民接纳煽风点火的言论甚至是威权统治。特朗普极端而时常不可思议的政策与美国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数百万他的支持者似乎并未感到不安，仅仅是这样的现实即已证明，这样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实际上是多么不堪一击。

说来奇怪，纵然美国人似乎中了独裁领袖般人物的魔咒，拉丁美洲人正在展示的迹象却是，他们已经受够了那些领袖。去年12月，保守派政治家、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依靠临时组建起来的一个联盟击败了庇隆派政治力量，这是第一次。该联盟由那些对基什内尔夫妇的独裁统治(Kirchnerismo，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夫妇的民粹主义政权，2003年至2015年在位)不满的人士组成。马克里誓言终结数十年的民粹主义政策，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并呼吁其他拉美领袖反对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滥权恶行。他会否取得成功，时间将告诉我们。不论如何，他的崛起都带来一些希望：独裁领袖的统治无论如何应该会在某个地方走向终结。(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于2003年5月至2007年12月担任阿根廷总统；其夫人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于2007年12月至2015年11月担任阿根廷总统。——译注)

(作者奥马尔·恩卡纳西翁(Omar G.Encarnación)系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项目主任。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杂志网站，2016年5月12日发布，原题：“American Caudillo”，听桥译。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