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处在一个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的状态，在讨论“全球命运共同体”时，提供以下几个看待当今世界的角度是有必要的。

首先，当今世界存在三类国家。

1961年，即奥巴马出生的时候，世界只有一类国家，就是正在现代化中的国家，当时连欧洲国家也处在发展中，而非洲等地新兴的独立国家才刚开始现代化。那时候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是1972年以后提出来的。

2008年，即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世界上有三类国家。第一类国家是前现代化国家，即20多个追求现代化但失败了的国家，它们已退回至前现代化时期，比如正在动荡之中的叙利亚、阿富汗等。生活在该类国家的人们追求的是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二类国家是还在现代化中的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属于这一类，包括中国。在现代化中的国家，人们追求的更多是物质利益。

最后一类国家是后现代国家，集中在欧洲，人们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权利。美国这个国家居于中间，大概地讲，美国的75%属于现代化中，25%属于后现代。整体而言，参与“全球命运共同体”这个议题讨论的主要是后两类国家，即现代化中和后现代国家，其中现代化中国家占主导地位。

第二个角度是四种主义。

第一种是文明主义，英文词典里没有该词，是指把文明用作政治目的。例如亨廷顿告诉德国人和法国人，忘掉你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份，只要记住你是西方人，是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文明主义，它主要体现在美国和伊斯兰的对立阵营。

第二种是区域主义，又叫地区主义，是指通过地区内部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积极。比如欧盟进一步联合、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变成非盟等。

第三种是民族主义。它带有一定的极端色彩，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基础。民族主义在冷战时期其实是被压制了，冷战后又都起来了。现在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民族主义都很强。

第四种主义叫部落主义，主要在非洲。由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国家体系并不适用，所以它们又退回到长老制，人民更加依赖于部落，社会又退回到部落状态。

第三个角度是五个人群。

当今世界的72亿人口里面，最大的一个人群是20多亿的普世价值观人群，这部分人群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有着大致一样的政治、文化价值认同。

第二个人群是16亿穆斯林，他们不接受西方价值的基本原则。这两个人群之间的冲突已现端倪。

第三个人群是很特殊的一群，如同现行体制的造反派，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普京及其同盟，1.4亿俄国人，6000万中亚五国的人口，加上白俄罗斯、东乌克兰，大致约3亿人；另一派是7亿拉美人口。

这第三个人群的特点是：他们基本上完全认同西方文化，接受民主价值，有定期选举的政治制度，但在身份认同上，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他们，因此他们经常在现行体制下“造反”。

而中国人是第四个人群，加上港澳台有14亿多人口，这是世界上的“逍遥派”，不管其他国家如何，只要不损害我的利益即可。

最后一个人群是失败国家的“贱民派”。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直至2013年底，世界上仍有7.8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第四个角度是当今世界有三大问题。

一个是全球治理问题。现在传统的大国矛盾在加剧，老问题在恶化，新问题在凸显，全球治理的需求在上升，但供给在下降。原来全球治理的供给来自美国和欧洲，而中国是搭便车。如今欧洲自身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全球事务，而美国虽具备能力，但其意愿也在下降。

二是中国经济下行问题，预计2008年到2030年是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阶段。

三是全球政治觉醒导致的政治动荡，在城市化，教育、网络普及，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之下，全球老百姓在政治权利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各国政府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导致政治不稳定性加大。

当今世界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一个共同目标，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是有价值的，值得尝试。中国要在其中起到作用，需要我们发掘传统的内在优势，我们的“天下观”要比日本的“皇民观”和美国的“上帝观”更加广义、包容，更切合实际，如果能够发扬光大，有助于能够解决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文章转自财新“全球命运共同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