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变革的要害是新、老大国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和责任再分担，作为战后国际秩序主要建构者之一和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秩序变革的问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宜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首脑外交”，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多管齐下、多方周旋，站稳国际道义制高点，具体包括如下四大举措。

首先，在理念上主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强调其既与世界多数国家理念相近，又深具中华文明底色，且符合时代潮流。同时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须心中有数，其要有三：

一是按纵向的不同地区和国家加以推进，分为周边、亚非发展中国家及南南合作、发达国家三个层面，其中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处理新、老大国的关系致力“和而不同”，谨防“修昔底德陷阱”；

二是按横向的功能领域加以推进，分为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及生态环境五个领域，重在规则重塑与博弈，以扩大自身及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三是注重中美沟通协调，重申“中国不称霸”的初衷，以化解在国际秩序上的所谓“中国挑战论”、“中国修正论”。

其次，彰显中国与当今国际秩序的互利合作双赢关系，对维护与改革战后秩序坚持辩证法，统筹国际安全与国际发展。

一是主动充分阐明中国与当今秩序的良性互动关系。用事实和数据说明，中国是秩序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合作者而非挑战者、改革者而非颠覆者。

二是统筹维护与改革战后秩序，确保正当权益。强调中国抗战对战后秩序的巨大历史贡献，维护并强化联合国权威，对安理会改革坚持广泛协商，强调应充分尊重“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历史功绩、现实作用、合法权益，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着力提高安理会决策与行动的效率。

三是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势，抵制日本当局的右倾化逆流，提倡“共同安全”。敦促国际社会共同捍卫正确二战史观、二战胜利成果、《联合国宪章》，防止大战悲剧重演。顺势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安全观”，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针对当今诸多国际热点，强化政治解决的“中国方案”，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与对外援助。有效回应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关切，说明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合情合理合法并将促进航行安全。

四是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力促“共同发展”。宣介《中方立场文件》，力促“发展峰会”取得实质成果，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酌情宣布中国援外新举措。

再次，针对近来西方舆论“唱衰”中国经济及抹黑中国外交的噪音、杂音，有的放矢唱响“中国贡献论”，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倡议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凸显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

一是主动阐释“中国梦”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本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强调中国经济主动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及其稳健增长的“正能量”，敦促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经济金融政策。

二是宣介“一带一路”，强调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及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发展战略对接，强调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完善。

三是宣介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重申中国拟于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且将努力提前，推动建立南南合作基金以帮助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愿与各方力促年底巴黎气候大会成功。

四是就网络治理、国际反恐、难民安置等提出有针对性办法，致力共建网空新秩序，反对反恐“双重标准”，促请国际社会正视中东难民危机的根源及其主要责任。

最后，与主要大国加强沟通，将协力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着力点与新增长点。对美国增信释疑、管控风险。秩序变革关键在于中美关系，沉着运筹中美“竞合”博弈，管控竞争、做大合作，致力中美“共享分担”国际及亚太秩序，增强“中美邻”三边博弈主动权、化解美邻“联手对华”；对新兴大国加强团结、增进互信、防止分化。保持中俄战略协作的高水平，强化“金砖国家”协调、共同应对经济下行新挑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新华社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