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8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在采访者提及美国之所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频度的侦查活动因为是要保护盟友，崔天凯说按照这个解释那“就意味着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本质上是以反华为目的的。如果这些军事同盟致力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并与所有地区国家开展合作，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做现在这些事。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军事同盟将中国看作对手甚至敌人。这是最危险的”。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最高层级官员首次公开明确地对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的强力负面定性。当然，崔大使在之后补充说明，重要的是美国的行动不要让中国人确信这些同盟关系是针对中国的，但这足以证明中国对于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二战后结束后，美国曾经设想通过世界上的五大国“中美苏英法”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作为国际警察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然而冷战的爆发使得联合国形同虚设。作为冷战的第一战场的欧洲，美国首先通过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帮助西欧国家，在政治上鼓励西欧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军事上则建立了以大西洋联盟为纽带的多边同盟军即组织北约来对应苏联。在亚洲，由于美国的影响力始终停留在西太平洋岛国或半岛，加上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多，以及几次以反共为目的的地区多边组织建设的失败（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最终美国选择了以一系列的双边同盟为基础建立起在亚太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从1950年代开始建立，大致完成于1960年代初，当时的主要盟友为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需要客观承认这个双边同盟网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首先，在冷战中这个网络为东亚的海洋部分提供了基本的国际秩序，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机会。由于同美国结盟，这些盟友不需要过度担心国家安全，而美国巨大的市场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可能。这些盟友在冷战中能够实现高速发展同美国的同盟网络有很大关系。第二，这个同盟网络遏制美国部分盟友可能出现的“莽撞行为”（reckless behaviors）导致地区局势失控。1964年，中国实爆原子弹成功后，日本和台湾之所以没有发展核武器，同美国对于盟友的约束作用有很大关系。基辛格访问北京时在劝说中国方面接受日美同盟的一个理由就是可以管住日本，周恩来至少对此没有否定，这就是对美国同盟作用的一种默认。

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的局限性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中美成为了“准同盟”，随后美国的想法是要试图将中国能够逐渐包容到这个网络之中。1979年建交后美国同台湾结束了同盟关系，但是通过《台湾关系法》延续了某种“隐形盟友”的关系。1980年代见证了中美在经济和军事交往上的良性互动，然而冷战出乎意料地迅速结束让美国的计划被打破。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不仅没有来得及包容中国，相反在冷战后遇到了合法性危机。苏联的解体让地区安全局势得到极大的缓和，为什么美国的军事存在仍然需要留在亚洲呢？这个疑问同盟友内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了菲律宾在1990年代初把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湾军事基地，日美同盟同样经历一段漂流期。然而，美国的亚太双边同盟网络的瓦解意味着美国将会失去在亚太地区施展领导力的基本平台，朝鲜核问题以及台海危机为美国继续这个网络提供了极好的背景。1997年，日美修订了安全合作指针，提出了周边有事的概念，中国对此高度警惕美国的同盟网络是否开启了阻挠中国统一的大门，中国对美国同盟网络态度转变也开始于此。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在冷战后更多开始显现出局限性，中国对其态度也从之前的默认到怀疑逐渐走向反对的变化。

首先，这个同盟网络的性质是以共同威胁为导向，这在冷战后就失去了很大的号召力，也是为什么新成员扩大始终没有实现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北约还是亚太双边同盟网络在冷战时期都因为反苏而建立，但冷战后至少在亚洲共同外部威胁是不存在的，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个网络的发展和深化。例如对于韩国来说外部威胁显然是朝鲜，而对于菲律宾来说朝鲜的核威胁几乎不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可能认为中国是威胁，但对于韩国或者泰国来说，中国更多的是最重要的商业伙伴而非威胁。近年来，围绕海洋争议以及美国的再平衡政策，让中国越来越怀疑美国在怂恿其盟友形成将中国作为共同外部敌人的共识来维护凝聚力的意图。

第二，这个同盟网络的覆盖型决定了其无法提供冷战后本地区安全所需要的安全架构。如前所述，美国的亚太盟友主要在海上，美国在陆地东亚的影响力仍然是很有限的。换句话说，这个网络可能可以为这些盟友提供安全，但冷战后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是多样的，而美国的双边网络能够做得很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些年努力希望建立更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盟友之间的三边架构，例如日美韩、日美澳等等。这些三边框架可能可以部分弥补过去单纯的双边的缺陷，但是从覆盖面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从经济上来说，过去东亚盟友与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关系是同向的，即美国既是他们的安全提供者又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但现在美国的东亚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几乎都是中国。以中国为共同威胁的办法很难维持同盟网络的持久性。

亚太不仅仅是中美两家的

第三，这个同盟网络在促进地区和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是双边同盟网络，这造成了东亚国家相互之间互动严重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日韩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为地区和解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双边同盟关系在冷战后越来越显示出其试图调停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乏力，这一点在日韩和中日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韩国对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上的不满，让日美韩三边同盟的转型迟迟没有进展，韩国和日本一直都在争取美国在竹岛／独岛问题上明确支持自己的主权主张，但美国不愿得罪任何一方结果让双方都不满意。在中日关系上，美国一方面对日本再三保证日美安保同盟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另一方面又在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中日来说都很难信任这个被认为有偏见的中间人。从中国来说，美国似乎越来越像一个搬弄是非，鼓动盟友的霸主而非原来那个能够管好鲁莽盟友的善意盟主。

中国已经将战略目标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编按：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一个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即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即在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仅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将会继续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市场，中国从意图上来说极力避免中美冲突。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和中国交手过两次的美国估计也差不多。问题在于，双方的相互认知正在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在亚太双方将战略利益定义为不希望任何一方成为支配性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在自己的家门口受美国几十年持续性的高强度抵近侦查，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能的介入的忍耐，随着国力的发展已经开始接近临界点，而美国认为自己在本地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的高度自由似乎正在受到限制的威胁。

双方这个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同盟网络上。如果中国越来越认为这个网络是反华俱乐部，而美国日益认为中国的行为，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都是旨在瓦解这个网络，中美的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首先中美不是在力量上实现什么新的平衡，而是在相互认知上实现新的平衡，例如航海自由的问题，中国说南中国海的航海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而美国则相反，这主要是美国不仅要求商业船只的自由，还要继续保证军用舰船的畅通无阻，这就需要双方认真地磨合，并且把讨论的结果及时地，准确地，易懂地传递给媒体和民众，避免说明不及时造成双方国民感情的对立累积。从长远看，美国双边同盟网络是不可能永远以目前的形态存在下去的，同时仅仅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同时反映本地区其他国家利益的地区框架，毕竟亚太不仅仅是中美两家。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