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中国公开提出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塔利班(Taliban)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和谈，此举标志着其外交政策明显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是中国首次在敏感而又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上主动担任领导角色。

在东亚地区，北京方面应对领土争端时的强势一直让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它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被外界——尤其是西方政府——批评为搭便车或者蓄意阻挠。但现在，它正努力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这表明它不会再把外交领域的重任都推给其他国家。北京终于逐渐适应了中国的大国角色。

自从周恩来在50多年以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不干涉”向来是中国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口头禅。这一政策并未妨碍毛泽东在1962年出兵印度或者支持全球各地的革命运动，也没妨碍邓小平在1979年下令攻打越南或者在1980年代为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武器。不过不干涉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的主要特点。

最近几十年里，跟该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谆谆教诲。这些原则既是把中国定位为有别于西方强国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又是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不作为的借口，是在海外——尤其是在动荡地区保护中国商业利益的挡箭牌。

北京方面偶尔也会承担棘手的外交任务。它有时会感到如坐针毡，尤其是在主持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处理南北苏丹争端的时候。但在这些外交努力中，基本是因为有其他大国的推动，中国常常被动地充当配角。与此同时，它独自展开的外交斡旋，一直有着做表面文章的意味。

2013年，北京就巴以问题提出了旨在推动和谈的“四点和平主张”，但那基本是空谈。前后相隔没几天，中国政府分别接待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但由于以色列方面对此基本没有兴趣，它的主要目的还是挽救北京因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领导的叙利亚政府而在阿拉伯世界岌岌可危的声誉。

今时今日的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政府没了惯常的拖沓，为了取得进展不惜力气，让外国的外交官乃至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刮目相看。它一面利用自己与塔利班之间维系已久的关系，一面同美国协调配合，在幕后竭力推动各方就和解达成区域性共识。不仅如此，它还一直在对密友巴基斯坦施压。

北京一直不愿意动用自己对盟友或合作伙伴的影响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破例。但在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它在就一些此前不愿触碰的敏感政策问题发表意见。比如它敦促巴基斯坦政府对北瓦济里斯坦的武装分子藏身地采取军事行动，以帮助阿富汗各方达成政治和解。

一定程度上，这种行事方式上的改变要归因于北京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随着国内恐怖主义袭击的升级——包括在其腹地——维吾尔激进分子在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等极端组织合作，稳定西部边陲局势的紧迫性在加剧。

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就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全球利益进行的思考在拓宽，北京的外交新气象也是受到了这方面的推动。政府依然把不干预政策挂在嘴边，但改变是清晰而明确的。2013年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上说，中国将“更加主动、建设性地”参与处理世界上的热点问题，并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这一点在军事领域已经有所体现。2011年，人民解放军利用在索马里沿海执行反海盗巡逻任务的一艘中国战舰，组织了利比亚中国公民疏散行动，这是军方首次执行这类任务。过去两年里，中国首次向马里和南苏丹派出作战部队，执行联合国任务。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北京现在愿意对其财力进行更多的战略部署。习近平主席一手促成的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雄心勃勃的基建工程，将中国内陆和中亚、非洲、中东的能源供应商以及欧洲的市场连接起来。这对从巴基斯坦到伊朗的沿途各国来说是重大机遇，是大赚一笔，还是被关在门外，取决于它们能否能为中国的投资提供稳定环境。如果做不到，它们不但会丧失短期的机会；还有可能与正在崛起的欧亚经济体系无缘。

多年来对边境之外的安全问题乐得作壁上观的北京，终于意识到不作为其实更危险。它越来越愿意用政治关系、军事资产和经济力量达到战略目的，表明它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大国。在东亚，中国的领土主张依然在引发忧虑。但是在那些确保稳定才符合其利益的地方，中国的自信也许是个好事。

（作者马安洲Andrew Small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文章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