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骨牌效应正在显现。截止目前，已有法、德、意和沙特申请加入。距3月底的最后时限还有几天，不排除韩、澳等国也会加入。

亚投行已成为中美新一轮博弈的工具，从眼下结果来看，北京胜过华府。对亚投行的态度显现华府和其盟友的分歧。在北京去年正式宣布组建亚投行后，华府曾动用其强大的影响力，阻扰韩、日、澳等盟友不要急着加入；但现在七国集团中已经有四国“投奔”中国，表明华府抵制北京的努力失效。在英国向北京提出申请加入亚投行时，华府还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而待到其他三国加入时，华府则干脆不发一言，只是强调其盟友加入与否，由其自己决定。显然，华府明白，自己的话已不那么管用了。

美国抵制亚投行台面上的理由是，亚投行的治理机制不明，新银行将不符合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采用的环保标准、采购需求以及其他保障措施标准，包括防止弱势群体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出去的保护措施。但真实原因是，亚投行是世行和亚行的潜在竞争对手；后两者分别由美日主导。华府担忧北京放低治理标准后，亚投行将成为中国撬动国际金融秩序、挑战美国金融霸权的杠杆。因为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是由西方国家所掌控的，它最大程度地代表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益。在华府看来，亚投行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则显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试图另起炉灶，同美国叫板。华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无法阻止亚投行后，只有力图“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以此削弱亚投行的影响力。

北京倡议成立亚投行，着眼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融资需求，以期推动亚洲共同发展。它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形成合作互补关系，连亚行都承认，亚洲基础设施融资市场需要更多的开发银行进入。针对外界对亚投行的治理标准问题，北京解释，亚投行将遵循开放、包容、透明、负责和公平的原则，设计其治理结构和运营政策，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好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打消了一些国家的疑虑。在第一批21个创始成员国签署协议后，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国也陆续加入，目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31个。

英：从内部确保亚投行透明运营

英、法、德、意等国决定加入亚投行，用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的话说，是“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的举世无双的机遇”，以及从内部“确保该行透明运营”。这些国家作为亚洲多个前殖民地宗主国，在亚洲有深厚利益，自然不想被排斥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之外，错失中国和亚洲发展的红利；另外，它们也有从内部改造亚投行，使其从一开始就提高治理标准的打算，因此，与其阻扰不了亚投行而做个旁观者，不如加入成为一员。这就是英、法等国这次在对待亚投行的态度上，同华府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许多国家对于建立亚投行反应积极并予以支持，希望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奥斯本也预计，其他西方国家会陆续参与，因为这些国家私下对亚投行的反应相当积极。欧洲议会在这些国家加入后，就鼓励更多欧盟国家加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本人也表示，亚投行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机构，并有可能成为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澳洲正在做出谨慎评估。在国际关系中，市场和利益是一张永恒的牌，若非关系国际公义和人类道义，特别是与国家利益没有太大冲突，很难有国家能够抵御市场和利益的诱惑。因此，如果哪天美国也申请加入亚投行，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复制增量改革经验

这里涉及如何看待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的真实意图。对北京而言，亚投行有助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需求，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增加中国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权。这最后一点，直接和美国的利益冲突。

总的来说，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但北京对诸多方面也有不满之处，这特别体现在对国际经济的治理和有关金融机构的话语权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急速膨胀，北京须要谋取相应的治理权力。几大国际金融组织虽然在表决权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远未能满足北京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要求。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治理权方面，华府一直拒绝放弃其一票否决的特权，对中国增加的份额也有限。而北京看重的另两个金融机构——世行和亚行，其行长人选也一直由美日霸占（IMF则长期由欧洲人出任）。

所谓撼山易，撼既得利益难，北京明白，要直接从内部打开这几大机构缺口，让发达国家让出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现阶段既无必要也无能力，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发起挑战。因此，可采取的方式是另外组建由北京主导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这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和现有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形成互补关系。因为国际金融市场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尽管如此，对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尤其是对地区多边开发机构来说，也会构成一种竞争关系，产生挤压效应。由此导致的客观结果就是，如果不向中方等新兴国家开放更大的话语权，目前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很可能就会失去更多市场乃至主导地位，从而对现有既得利益者也非好事。

北京的这种策略可称之为“边缘—中心”战略，它来自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启迪。中国改革就是从边缘（边疆）入手，放开对非公经济的控制，开放四个沿海经济区，先发展增量，培植和厚固边缘利益，再在时机成熟时，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倒逼存量进行改革。所以学界也把中国改革称为增量改革。北京谋求国际经济治理权，实际采取的就是这个策略。亚投行先试水，若国际社会适应了亚投行的角色，北京再牵头组建其他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体系就会朝有利于中方的态势演变。面对盟友倒戈加入亚投行的态势，华府就会敦促国会通过IMF的治理机制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大幅度提高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投票权重。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