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希腊极左派——左翼联盟通过选举，以36%的选票获得149/300的议席，入主希腊政府。这种事情，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应当是仅见。

各方面分析文章已经很多，本文独辟蹊径，想从制度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

极端政党上台，欧洲文明谢幕？

大家都知道，在欧洲大陆成熟的多党制民主国家中，执政党在该国的政治光谱中总是居中，或者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右，极左或极右政党从来都得不到执政机会。在这类国家的选举制度中，总是有许多细节去限制小党或极端党派当选。比如，如果是比例代表制，选票不及5%，就无法获得议席。如果是小选区制度，一个小选区只能选出一个议员。如果某一个政党其实在很多选区都很有影响，但在任何一个选区都无法取得最大多数，它就可能一个议员也选不出来。法国的国民阵线长期就处于这种状况。按照希腊选举法规定，选举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将获得“奖励”。议会总共300个席位，其中250个按照选举得票率分配，而剩余的50个席位将被得票率最高的政党自动获得。这个设计是为了在政党林立的国家，保证议会能有一个稳定的执政多数而想出的。

这次由年仅40岁的齐普拉斯领导的极左联盟胜选执政，是很大的例外。因为比它更左的，就只剩下有15个议席的希腊共产党了。其余拥有136个席位的5个政党包括上一届执政的新民主党，都在左翼联盟的右面。这种局面当然是相当诡异而且危险。西方的普选民主制之所以一直还能够正常运行，就是因为执政权一直都在中左和中右之间轮换，他们代表的始终是中间阶级的利益，各项政策自然都不可能太过离谱，不会过分地倒向极左或极右。而现在希腊左翼联盟获得超过三分之一选票，代表的则是左面而不是中间的利益，更不是右面的利益。他们的政策，侵犯右面三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风险就会大增。

其实希腊左翼联盟选胜的核心口号只有一个，就是“停止紧缩”。他们当然并不想离开欧盟，当然想要欧盟补助，但却不愿意接受得到欧盟补助的必须条件——实行“财政紧缩”。他们已经在欧盟的压力下努力节衣缩食整整5年，可是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持这种立场，他们的议会席位又被以前一直保护中间派的制度放大到一半。现在，西方人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就不再能阻挡，而是会加速极端势力登上政治核心舞台的步伐。当年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循这种路径，登上政治舞台的。甚至2017年的法国大选，勒庞也很可能循这条路登上法国政治舞台的核心。如果他们能够稳定地获得三分之一选票，加上选举制度对强势政党的放大作用，他们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的议会席位。届时受到选举制度排挤的，将不再是他们，而是另一些以前的传统大党尤其是社会党。而他们最有效的抗拒办法，就是结盟，社会党和萨科齐代表的UMP结盟。这个办法大概还能管一些时日。

今年1月7日出版的法国小说《屈服》，描述的就是2022年法国会选出一个穆斯林总统的故事，这其实远远小于勒庞得到总统位置的几率。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已经得到24.85%的选票，跻身法国第一大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这以后，欧洲的政坛就会越来越受到极左或极右影响，甚至处于他们掌控之中。如果届时经济形势还没有好转，加上穆斯林人口的继续迅速增加，欧洲恐怕就会进入真正的多事之秋。

比如勒庞一旦在法国上台执政，她说，法国可以留在欧盟，但要退出欧元区和申根协定。离开了这二者，欧盟还能剩什么呢？欧洲重新统一的千秋大梦不是要正式寿终正寝了吗？她肯定还会制定和执行一些“法国人优先”的政策，那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是不是必然也会激化？

西方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挑剔

一个极端党派会如何在一个欧洲国家执政？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观察的重点。我们已经听说，希腊新政府要重新考虑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计划。这事直接牵涉到中国的利益还是其次，它不是需钱孔急吗？怎么又和钱过不去了呢？有人已经在说它是“左派幼稚病”了。

一些人总是以为，西方的制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可是现在希腊的事态（或者乌克兰的事态）已经说明，这个制度甚至还没有做到“放之欧洲而皆准，施诸百年而皆灵”。笔者担心的是，它在欧洲、在西欧也不灵的时代正在开启。希腊可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老祖宗呀！

其实西方制度的最大弊端是它已经固化，已经演化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做任何重大的革新了。在数百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西方的制度演化只有一个总方向，就是走向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平权，要把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一步一步更多地落实。他们真的是意识形态挂帅，任何想要回头的企图都是无法实现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南欧数国陷入此前难以想象的经济困境，好几个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25%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到了50%以上。各种抗议浪潮风起云涌，但是我没有听见一声要求收紧制度，要求更多集中权力。（幸好也没有人在要求更多的民主平权。）我把这种现象称作西方制度的超稳定性。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真的还说不准，大概要看欧洲能不能熬过这场危机、恢复起码的经济繁荣而定。

如果失业的公民继续增多，他们用选票说话，会把国家引到何处？仔细想想，我真是不寒而栗。我总是看到罗马共和国末年格拉古兄弟的身影在今天的欧洲游荡。

我斗胆问一句，西方现行的多党普选制度，能面对失业率一直高到什么程度的经济社会局面？30%？35%？总有一个限度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吧？

我期待希腊的左翼联盟不致胡作非为，能与欧盟达成妥协，不会退出欧盟、欧元区。我也期待欧洲大陆的极右势力突不破30%的议会选票，那么现行的制度就还可以维持。

如若在希腊之后，还有更多的极端政党获得执政权，尤其是大国的执政权，那么欧洲文明的谢幕时代，真的就要加速来临了。

再说得远一点，我觉得，西方制度的最大缺陷或称漏洞，就是它太过挑剔。它对赋予主权的公民集体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对它所能正常运作的经济环境，也有太高的要求。经济一旦衰败，公民集体的平均素质一旦明显下降，这个制度真的就是太难维持正常的运行了。

那个公民权平等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太过强大与僵硬，僵硬到西方人宁可抱着它去死也不肯放弃的地步。不要说我是在危言耸听。看看西方的历史：古希腊的城邦政体，是不是死抱着他们的公民权平等制度死去的？罗马共和国是不是死抱着他们还不是那么平等的公民制度死去的？

具体一点，假设希腊左翼联盟与欧盟真的拼个鱼死网破，退出欧元，退出欧盟，然后本国陷入一片混乱，无法治理，甚至出现人道危机，欧盟当如何面对？能支持出现一个类似现在泰国那样不经选举的军政府吗？这些事情还没有人想过吧？我的说法是，这种前景，从今天看过去，风险还不超过15%。但再过一些日子，就不一定了。

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太过理想化

能有其它的出路吗？设想一下总是可以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倒是有些想法：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平等，即使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极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均衡或不均衡。

所幸财产绝对均平的理想，已经被人类彻底放弃，迄今不过25年。但至少理论前景上政治权利应然上的绝对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价值，虽然它在过去也包括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做不到。

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真的太过理想主义。笔者倡导的理论没有那样的道德光环，但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严酷的社会真实。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旅居法国20余年，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