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那天，该国西北重镇白沙瓦的一所军队子弟学校惨遭巴国塔利班血洗，150人死亡，其中133人是少年学生。

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近年来巴基斯坦屡屡发生死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恐怖大案，但此次事件的性质和各方反应确与以往有所不同。巴国家安全顾问阿齐兹将此事件定性为“巴基斯坦的9.11”；全国反应之强烈，以致总理谢里夫在电视讲话中说，“巴基斯坦已经变了”。

军政当局的第一反应是“复仇”。政府和军队紧急磋商后，宣布立即恢复执行死刑，凡已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涉恐囚犯(约500人)将被处决。民众的愤怒如火山喷发，首都伊斯兰堡上演前所未有的一幕，百姓不顾暗杀威胁，自发聚集向以鼓动圣战而恶名昭著的“红色清真寺”示威。大众媒体立即就白沙瓦血案开展反思，追究政府、政党、军队以及公民社会各自的责任，探究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盛行、恐怖主义肆虐的根源。

12月24日，巴主要政党会议通过含有二十条内容的《全国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恢复执行死刑，设立反恐军事法庭，不允许任何民间武装团体开展活动，被禁组织不得改换名称继续存在，禁止以任何手段(包括网络社交媒体)散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断绝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保护宗教少数族裔，实行宗教学校改革，加快部落区改革，以及建立一支拥有5000兵力的反恐特种部队等。

2015年1月6日，就在白沙瓦血案二十天之后，巴议会两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和军队法修正案，规定在全国设立军事法庭，在今后两年内，恐怖主义案件将由军事法庭、而不是现有的司法机构来审理。

总之，白沙瓦血案确实把巴基斯坦震醒了，各方在反恐认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据此，有理由相信，巴国的反恐形势或将出现转机。

塔利班没有好、坏之分

变化之一：当局开始认识到，不能再把民团武装视为“战略资源”。

巴民团武装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穆斯林游击队在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使得“圣战”文化在巴国扎下了根。进入90年代，巴政府继续利用民间武装，西向干预阿富汗局势，打造“战略纵深”；东向支持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武装叛乱。“9.11”后，巴基斯坦被迫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其原有政策不可为继，如何对待原先官方扶持的民间武装成为政策难题。

巴境内现有各种民团武装约60多支，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与巴基斯坦本国为敌，大多汇聚于“巴基斯坦塔利班”旗下，主要在巴西北部的开普省和联邦部落区活动；第二类针对北约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军，以“哈卡尼网络”为代表，基本藏匿在与阿毗邻的巴部落区；第三类针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主要集中在巴东部旁遮普省；第四类为逊尼派极端主义武装，主要打击什叶派穆斯林，分散在全国各地，尤以西南部俾路支省为甚。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巴当局意在把民团武装区分为“坏塔利班”和“好塔利班”两类，并予区别对待。所谓“坏塔”，主要是上述第一类，他们已成为巴基斯坦的最主要敌人，必须予以打击；所谓“好塔”，就是一般不攻击巴军警的武装，其行动目标或西向阿富汗，或东指印控克区，因此，巴当局仍可视他们为“战略资源”，在政策上对其网开一面。

其实，恰恰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得巴当局在反恐问题上缺乏坚定的立场和一以贯之的政策。十多年前就宣布禁止的非法组织改头换面仍在活动，某些极端组织打着慈善机构的旗号大行其道。其结果是，巴国逐渐陷入反恐多年、“越反越恐”的困境。

现在，巴当局对这一问题已开始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自去年6月巴军发起“利剑”行动以来，巴方反复强调对所有恐怖组织一律打击，即不仅针对“巴塔”，也不放过“哈卡尼网络”。此举赢得阿方欢迎，阿巴关系由此出现实质性改善的势头。白沙瓦血案后，谢里夫在第一时间做出最重要的政策表态就是，巴将不再区分“好、坏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必须全部清除。

军事法庭是当务之急

变化之二，政党开始认识到，在反恐与民主有矛盾的情况下，只能以反恐为先。

巴政府在白沙瓦血案以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实际上主要是由军方推动的；而设立反恐军事法庭，则被视为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政策举措。巴部分舆论、尤其是英文媒体对军事法庭持怀疑态度，担心军队滥用权力。然而，这一由军方领头反恐的大趋势，确是巴基斯坦在当前形势下所能做出的最为现实的选择。

其原因首先在于巴政党难以担当领导反恐的重任。数年前，人民党领袖贝·布托高谈阔论反恐，但回国后不久就遭恐怖势力暗杀，这无疑给巴所有政客一个下马威。当前的执政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长期以来在反恐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其政治大本营旁遮普省则与民团武装达成“井水不犯河水”式的默契，而且，该党上台后，在反恐问题上推行绥靖政策而有损其执政权威。同时，谢里夫的最大政敌、正义运动党魁首伊姆兰·汗，则是“巴塔”的最大同情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军方主动决断，在北约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关键时刻，于去年6月在部落区发起大规模清剿行动。

其次是当前巴司法机构严重缺乏震慑恐怖势力的意志和能力。巴警察往往惰于反恐行动。涉恐案件的证人通常缺乏必要保护，许多案件的调查难有进展。而法官和公诉人则更是经常受到恐怖组织发出的性命威胁，以致有的案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也会被一再拖延。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实行全面的司法改革，但即便倾全国之力，恐怕数年难见成效，根本无法满足当前反恐战争的迫切需要。

自从前军人总统穆沙拉夫退出政坛后，巴军方基本不再干预国内政治，各方普遍认为民主取得进展。前年大选穆盟(谢)以绝对优势上台，谢里夫一度信心满满，以为他将能全面掌控局势。然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巴国由军队说了算的传统根深蒂固，短时期内难以扭转。尤其是当前国家处于恐怖主义猖狂挑衅的严重关头，巴政治家们从“拯救国家”的大局出发，通过修宪把军队推向反恐领导地位，应该说是明智之举。

改革从教科书着手

变化之三，舆论开始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巴社会自身，根除宗教极端主义任重道远。

巴基斯坦并非第一次审视其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但在过去，舆论大多强调“外因”，将矛头指向“美国入侵”和“印度阴谋”。近年来情况逐渐变化，主流舆论开始重视“内因”。尤其是白沙瓦血案之后，舆论反省的深度可谓前所未有。

巴开明人士早就认识到，巴国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根子深、范围广、性质严重，这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社会氛围、思想基础、乃至人力资源储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巴舆论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自我批判，主要涉及：一、1974年修订的宪法不承认“阿哈迈迪亚教派”的信众为穆斯林，使得这一有数百万之众的宗教少数派别长期得不到公正对待；二、1980年代几经修订的刑法“反亵渎条款”成为助长宗教极端主义的酷法，多年来许多无辜、尤其是基督徒惨遭非命。两年前，旁遮普省长公开主张修订相关法律，结果遭暗杀；三、逊尼派民团武装势力强大，活动频繁，巴国仅2013年就有近700名什叶派教徒遭杀害；四、全国共有3万多所宗教学校，其中10%直接与恐怖组织相联系，巴主要恐怖组织的头目都在宗教学校学习过。

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反思已突破禁区，开始向巴国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发出了疑问。巴主流英文大报《民族报》(The Nation)去年12月30日发表题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评，称极端主义绝非仅仅存在于大胡子圣战者的头脑中，相反，巴国所有“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成员，包括法官、将军、政客、教师和学生等，都有“极端主义的定势思维”。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提其他宗教以及无神论的人文关怀，回避伊斯兰教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前的历史，歌颂穆斯林征服者，灌输对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偏见。因此，巴基斯坦根除宗教极端主义的任务极为艰巨，首先须从修订小学教科书做起。

或许，这些议论已经从一般意义上超出了巴国反恐的范畴。但恰是这样的思想闪光，使笔者期待巴基斯坦将浴火重生。

(作者曾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巴基斯坦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驻澳门副特派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