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上，中国和东南亚毗邻，除了彼此相处，别无选择。中国与亚细安决定彼此间的关系应该是“战略伙伴”，并在去年庆祝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今天，亚细安－中国关系无可置疑的是东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区域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一股暗流仍然存在。南中国海海域的争议引起许多关注，但却不是核心问题。它们只是反映了影响亚细安－中国关系的一个更根本课题：亚细安与中国面积悬殊，关系因此也是不对等的。

亚细安10个成员国的人口总和，还不到中国一半的人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亚细安10个成员国总和的四倍。这面积和因此产生的实力不对等，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国往往给周边较小国家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安。从历史来看，这是每个区域大国所面对的事实，和它们的用意无关。

大国有一再做出保证的义务，这一点中国并没有完全做到。小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大国大相径庭。很遗憾的，我得到的结论是，要大国了解小国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外交官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无法让中国朋友了解这一点。他们可能在理智上能够领会，但对小国却不能将心比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国大概皆是如此。但中国却可能更难感同身受，这是因为它对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更重要的是，经过“百年耻辱”后，中国人决意恢复他们在东亚的历史地位。

最近，一名年轻中国知识分子告诉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应该对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尖阁诸岛纠纷发表评论，因为“中国人”对一个弹丸小国告诉一个大国应该怎么做感到不快。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14亿人的想法，但李显龙总理只是对争议会如何影响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做出回答。

数年前，一名来自另外一个亚细安成员国的高级官员会议领导人告诉我，当他的国家是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时，驻他国家的中国大使逼他把一个亚细安代表团迁出他们所分配到的酒店，以便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可以住进去。两家酒店的等级一样，但中国大使却坚持必须这样做。我怀疑温家宝知道这件事，若是知道也应该不会同意。但中国大使的态度，却让该名官员和代表团印象深刻。这些事件反映的思维，对亚细安－中国的未来关系不利。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不对等关系只会变得更明显。

区别中国南部和相邻区域的边界，向来很不固定。全球化的力量、拟议的许多亚细安－中国项目、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提议，正以新的方式重新建立历史模式，为就算是最好的关系增添新的复杂性。除非我先前提到的思维有所改变，双方未来的关系，可能不如中国与亚细安所期望的那般平稳。

东南亚对自主的追求

现代东南亚历史，就像现代中国历史，可以被形容为对自主的追求。在东南亚，亚细安的成立是关键的一步。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不会驯服地放弃辛苦争取来的自主。大国与小国间自主的平衡最终如何决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课题。这对亚细安－中国“战略关系”的演变将有重大影响。

亚细安－中国关系是区域稳定和发展的支柱，却不是最重要的关系。很明显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东亚的稳定最关键，接着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将变得日益重要。另外，韩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利益也不容忽略。这些关系紧密相连并相互影响。亚细安同大国的关系，不管在战略上有多重要，都永远不会是独一无二的。

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不喜欢“平衡”这字眼，认为这是冷战的遗物，针对的也是中国。但亚细安成员国却不是以这方式，看待或使用这概念。对小国来说，“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观念，因为它们只能在大国平衡所制造的空间维持自主。这样的“平衡”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全方位的均衡。没有任何亚细安成员国愿意在大国间选边站。我们要和所有大国维持最好的关系。我们要在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区域框架内，寻求符合国家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听令于任何大国或损害任何大国的利益。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表示，区域容得下中美两国，也不要求亚细安选边站。中美领导人似乎了解，任何其他安排，都无可避免会让东南亚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场所，只会伤害所有大国和小国。不过，我不完全肯定，华盛顿与北京较低层次的官员也有同样的理解。

在分化亚细安和区域上，南中国海争端是最大的风险。一个大国如何同一个小国处理主权问题，将大大影响人们对它的看法。主权课题会引发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不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情况下，轻易地让步。因此，通过较优越武装力量来取得实际控制的诱惑，是不可以排除的。这不是说任何国家有这样的意图，我也不认为中国或其他主权声索国，在南中国海的用意特别具侵略性。

每一个声索国都相信，自己只是对其他声索国的挑衅做出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挑衅的说法并没有什么用处或关联。

声索国的行为

南中国海争端对新加坡有重大影响，但新加坡却不是主权声索国。因此，我可以维持客观，也必须说涉及争议的声索国，都不是无可指摘的。每一个声索国都曾采取其它声索国视为挑衅的行动，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认为，在自己拥有主权的地方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尝试批评或赞扬任何行为是无益的。声称争议应该只在声索国间解决，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争议如何解决，也与其他国家利益攸关。至少，我们希望纠纷和平解决，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每一个国家都会捍卫它所认定的主权。每一个国家也都希望拥有能力可以负担的最卓越军事力量，因为保卫自身的能力是主权的重要象征。因此，我不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或军事现代化计划，有什么不寻常。关键是争取主权的方式。是在普遍被认同的框架内，包括改变被视为过时或不公正准则的程序，还是以更优越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单边行动？中国处理过其他边界问题，例如同越南的土地边界，和北部湾（GulfofTonkin）的海疆。它基本上遵守了现有框架，并采取公平甚至可以说慷慨的方式。但在南中国海，中国的行为却是不一致的。在最近提呈给联合国，关于在西沙群岛有争议水域部署HD－981深海钻井平台的报告中，中国引用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自己辩护。但在其他时候，中国却宣称它在南中国海的存在，远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现，因此公约不能是决定主权的唯一基础。

更让人不安的，是中国越来越强调历史依据。即便国际法认可历史在决定领土（但不是海疆）声索上有一定角色，中国的做法也让声索国和非声索国都感到担忧。

历史往往有多种解读，出现新的事实和关注改变时，解读也会不断被修订。因此，我们自己对历史的论述，有让我们走上我们无意选择的方向的危险。不管怎样，大国所说的话引起的反响，可能比预期的大。

今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台湾前行政院长和副总统连战。《人民日报》在封面刊登了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把会面放在因为中国积弱，台湾被外来势力占领的历史背景。演讲主要谈及台湾，并欢迎两岸和解。但以同台湾和解，作为纠正中国在历史上遭遇的不公的例子，似乎暗示并保留算旧账的空间。

毫无疑问的，中国自19世纪便受到许多外来势力的欺凌。中国是不是要为每一件事讨回公道？如果不是，要怎么样区别不同的事件？由谁来区别？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和一个大国是不符的。

那我们要何去何从？地理让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促进亚细安－中国关系。我们已启动了一些努力，比如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CodeofConduct）的磋商。除了“2＋7合作框架”，还有好些亚细安－中国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中。

这些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但除非我们正视和敏感地处理不对等的核心课题，它可能带来非蓄意的后果。对国家应该如何彼此对待，孟子曾说：“大国以仁道、小国以智慧”。这是很好的忠告，虽然“仁道”和“智慧”的准确意义有待商榷。我相信大国和小国对这两个观念和对“战略互信”，会有不同的理解。

正如中国另一让人推崇的古训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将塑造亚细安－中国未来关系的这些和其他概念的“事实”，必须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定义，并在亚细安和中国之间建立起来。双方都需要一个真诚的伙伴关系，并有义务确保一方的梦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噩梦。

（作者为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