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国际形势进入罕见的“多事之夏”，奥巴马总统可谓“烦心事”不断，美国对外战略流年不利，内外交困使得其“重心东移”与“转向亚太”面临多重制约，奥巴马本人寄与厚望的外交遗产——“亚太再平衡”前景不妙。

首先，乌克兰危机在“马航坠机事件”后进一步升级，美俄对抗加剧，东欧不稳对美国外交的干扰与“分心”作用加大。

美国联手欧盟对俄实施“定向制裁”，企图通过打击俄能源、金融与军工等关键行业，逼迫俄让步，但却招致“硬汉”普京的坚决反击。奥巴马于8月1日主动致电普京，双方不过是各说各话，奥巴马对俄加大支持乌东部分离分子表示“深切担忧”，同时还对俄没有履行1987年签署的《中程弹道导弹条约》表示担忧，而普京则正告奥巴马，美对俄最新制裁“不仅适得其反，还会严重破坏双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之后，俄宣布给予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三年居留权，并对西方农产品出口等实施“反制裁”，同时在俄乌边界重新集结重兵，这被北约警告为使“危险局势”进一步升级。面对美俄之间的严重对立乃至剑拔弩张，俄前外长伊万诺夫与英国前外交和国防大臣里夫金德罕有地在《纽约时报》联合撰文，警告“世界面临新冷战威胁”，认为乌东部局势可能出现意外的升级，甚至演变为北约和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其次，“阿拉伯之春”演变成西亚北非大乱局，美国投机取巧干预中东变局结果却弄巧成拙，中东剧变濒临失控，美国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是叙利亚不幸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美国的“反恐战争”面临新的劲敌。美国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视为“眼中钉”，纵容扶植叙反政府武装，结果导致叙“内战”战场成了国际恐怖分子的“大本营”和“最佳培训基地”，“恐怖外溢”效应不断显现，包括：极端组织祸害伊拉克，黎巴嫩政府军被叙反政府武装袭击，到叙参战的欧美及南亚东南亚穆斯林激进分子带来回流祸患等。二是利比亚局势急剧恶化，美欧列强颠覆卡扎菲政权的恶果显现。利比亚两大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民兵武装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再次爆发全面内战的风险，美国等被迫关闭在该国的大使馆。

再次，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谓IS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美国被迫重新武力介入伊拉克。

伊拉克战乱本来就是美国丢下的乱摊子，美国当年悍然入侵伊拉克，生灵涂炭之后一走了之。没料到现如今从叙利亚“内战”中发迹的极端组织竟然在伊拉克成了气候，利用伊教派矛盾与部族割据浑水摸鱼，不仅一再制造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且严重威胁巴格达当局。面对伊拉克被四分五裂和“被恐怖化”的可怕前景，奥巴马总统终于坐不住了，为打破外界对他“缩头乌龟”的质疑，他于8月7日对外宣布已授权美军在伊拉克开展“定点空袭”，以帮助伊政府军援救被极端组织围困的民众。

第四，加沙战火重燃，以巴冲突不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以色列鹰派总理内塔尼亚胡不顾美国的“大局”，不“听美国的话”，以报复三个犹太青年被哈马斯杀害为借口，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大肆动武，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而美国囿于其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惯性，不仅斡旋无果，而且在国际社会上再度陷入孤立，并且还费力不讨好，其斡旋努力竟然招致盟友以色列“最猛烈的抨击”，一些以色列官员和媒体称克里国务卿“对解决巴以冲突毫无用处”，是“背叛者”、“帮倒忙”、“毁掉了以美关系”。

第五，阿富汗乱局不止，美国今年年底完成撤军的“如意算盘”存在疑问。

“9.11”后美国入侵阿富汗，迄今业已十三年，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奥巴马对阿富汗战争、战后重建与“民主改造”早就心灰意冷，迫不及待要“卷铺盖走人”，无奈喀布尔政权不“争气”、不“给力”，“塔利班”虎视眈眈、竭力卷土重来，而美军一名少将日前被阿政府军中的激进分子枪杀更是凸显阿再度“翻天”的高风险。

第六，国内财政拮据使得美军军费削减，民主与共和两党更是倾轧不已，奥巴马外交受制于国内政治“窝里斗”。

美国民众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满意度正不断下滑，媒体指其外交糟糕表现有可能帮助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时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眼下奥巴马本人还面临着被众议院议长以“违宪滥权”而起诉的风险，故其“转向亚太”不仅捉襟见肘，而且备受掣肘。

综上所述，“六大制约”导致美国“转向亚太”前景不妙，其根源则是，美国的霸权目标与其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更何况其“转向亚太”所指望的盟友日本和菲律宾都不是“省油的灯”。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