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缩写为WPNS，又称“西太论坛”或“西太平洋海军研讨会”，以下简称“论坛”)成立于1988年，是亚太地区唯一以推进海军专业领域合作为主旨的海上多边机制。论坛成立26年来，由于多在各国海军之间开展活动，较少向国际社会公布信息，学术界对该论坛情况了解不多，因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2014年1月14日至16日，中国海军在南京主办了论坛工作小组会；4月21日至25日，中国海军在青岛举办了第14届论坛年会，21个国家海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论坛开始引起国内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实际上，作为以推进海军合作为主旨的海上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论坛一直在海上安全领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海洋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的形势下，研究论坛的发展及其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影响，对于扩大中国海上安全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论坛的发展历史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本地区唯一定期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活动的海军论坛，旨在推动成员国海军间务实性合作，加强理解与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目前，论坛共有21成员国，分别为：澳大利亚、文莱、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俄罗斯、汤加、越南、法国、加拿大、智利和秘鲁。在2010年澳大利亚举办的第12届论坛年会上，加拿大和智利由观察员国被接纳为成员国；在2012年马来西亚举办的第13届论坛年会上，秘鲁被接纳为成员国。上述3个国家由观察员国转为成员国后，观察员国的数量由原来的6国减少为3国，即：印度、墨西哥、孟加拉国。

论坛起源于美国主办的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apower Symposium，缩写为ISS)。在1987年的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上，经由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提议，西太平洋地区各国海军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地区海上合作论坛，并于1988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第一次会议。自1988年以来，经过26年的发展，论坛逐步从讨论一般海上安全问题的机制性会议向具有主导地区海军专业合作和制定海上行动规则功能的非正式性海上安全合作组织方向发展，并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大致而言，论坛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到1997年，初创阶段。论坛成立之初，除海军领导人参加的研讨会外，没有其他的活动内容，与会各国海军领导人在会上对地区海上安全问题发表意见，活动方式比较单一。论坛在组织上属于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的地区性分论坛，并向其报告情况。1994年后，论坛开始从海上力量研讨会分离，不再向海上力量研讨会报告情况，逐渐发展成为独立活动的地区性海军论坛。

第二阶段，1998年到2009年，发展阶段。论坛从研讨会向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迈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活动内容由研讨会向务实合作拓展，除论坛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之外，还开展了信息交换演习、海上联合演习等务实合作。二是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论坛先后于1998年、2002年两度修改《论坛工作章程》(以下称《章程》)，规范了重大事项决策机制。三是开始讨论海上行动规则，论坛从1999年讨论并推广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简称CUES)，这一进程使论坛职能向规范海上行为拓展。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拓展阶段。2010年的论坛会议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一是论坛地理范围的扩大。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总数从初创的13个扩大到现在的24个，地理位置由西太平洋扩大到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为适应这一趋势，论坛年会对《章程》中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地位做出了必要修改。二是扩大了论坛合作范围。决定成立海洋环境工作组会议和高级士官工作会议，推动论坛合作向海洋环境合作、士官交流等多个领域推进。三是进一步完善了论坛议事机制。明确了在重大事务的表决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补充了邀请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论坛活动的相关规定。

二、论坛的主要合作方式

《论坛工作章程》明确其宗旨为：“增进合作和共同行动的能力，并通过提供一个能够对共同关心的海上问题进行讨论、交换信息、锻炼和展示能力、交换人员的框架，在各国海军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根据这一宗旨，论坛主要关注海军战术层次面和专业技术领域的合作，以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医疗救助等各国普遍接受的活动内容为切入点，开展多个层面的合作。随着论坛规模的扩大，论坛框架下的合作已经触及海军各个领域，目前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合作活动：一是论坛机制性会议；二是论坛专业研讨会；三是论坛框架下的演练和演习。

(一)论坛机制性会议

论坛机制性会议是指论坛定期召开的以研究讨论和决定论坛事务为主要目的的会议。这类会议主要包括论坛年会和论坛工作小组会，其中前者相当于各国海军领导人的多边会晤，后者则相当于前者的准备会。

论坛年会(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年会是论坛最为重要、最高级别的官方多边会议。根据《章程》规定，年会每2年举办一次，由海军领导人或其代表参加。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决定论坛重大事务、讨论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并提出相关倡议。凡涉及论坛重要文件(如《章程》、CUES等)的制定和修改、推选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主办国、审查成员国和观察员国资格等问题均需在年会上投票决定。

论坛工作小组会(WPNS Workshop)。该会议是论坛年会的预备会议，每年举行一次，通常情况下在每年的上半年举行，由中校或上校级别的军官参加。论坛工作小组会的主要任务是，就海上安全问题和论坛有关事务交换立场和观点，商讨和确定论坛年会相关议题，对论坛的文件进行审核修改并提交年会讨论等。近年来，论坛很多重要的事务是首先在工作小组会上达成一致，最后提交年会予以确认。因此论坛工作小组会在论坛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二)专业研讨会

专业研讨会是以某个领域海上合作为内容的会议，主要关注于某个领域或某个层次的合作。近年来，论坛框架下的各类研讨会有增多的趋势。目前主要有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及推演、反水雷研讨会、海军医学研讨会、环境工作组会议、士官工作组会议等。

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Disaster Relief Seminar)及推演。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是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由智利海军于2005年最早发起的研讨会，主要目的是交流各国海军在海上自然灾害救援方面的经验，并通过桌上推演的方式探讨论坛各国在共同救援方面的模式。第1届研讨会于2005年在智利举行，至今共举办了4届。根据2010年论坛工作小组会和年会的要求，论坛将依托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制定《西太论坛海军人道主义救灾常备行动程序》(HADRSOP)并纳入论坛的文件清单。

反水雷研讨会(MineCounter-MeasureSeminar)。该研讨会由澳大利亚海军在1998年论坛年会发起，并于1999年11月举办了第一次会议。该研讨会的目的是加强西太地区各国在反水雷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应对水雷对海上通道构成的威胁。研讨会活动内容包括代表发言、讨论、舰艇/设施参观等。新加坡海军于2000年举办了第2次会议，此后每2-3年举办1次。2007年以后，该研讨会相关内容被并入反水雷/潜水演习(MCM/DIVEX)，未再继续举行。

海上安全信息交流研讨会(WPNS Maritime Security Exchange Seminar)。该研讨会是由新加坡于2005年发起的专业研讨会，旨在加强地区各国在海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该研讨会一般与新加坡主办的多边战术中心演习、海上演习等活动同期举行。新加坡于2005-2008年分别举办了第1-4届海上安全信息交流研讨会。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将海上安全信息交流研讨会与多边战术训练中心演习合并，统称为海上安全信息共享演习，原有研讨会被包含在上述活动中。

海军医学研讨会/救援演习(Naval Medicine Seminarand Rescue Exercise)。海军医学研讨会是由新加坡海军于2002年提出发起的以海军医学交流为主题的研讨会，旨在加强各国在海军专业医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医学交流研讨、医疗救援桌上推演和实际演练等活动。2004年，新加坡结合反水雷/潜水演习同期举行了第1届海军医学研讨会和救援演习，至今已经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智利等4个国家举办了4届海军医学研讨会。

环境工作组会议(EnvironmentWorkingGroup)。该会议是在2010年论坛工作小组会和年会上，根据澳大利亚提议成立。根据这两次会议的决议，印尼于2012年6月13-14日在雅加达举行了第1届会议，提出了《环境工作组议事规则》草案，并在2012年马来西亚年会上表决通过。根据该规则，论坛环境工作组会议旨在促进论坛成员国海军间就环境问题交换信息，了解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便于在未来协同合作方面提供帮助。会议主办国需向论坛工作小组会议和年会报告会议成果。

士官工作组会议(Senior Enlisted Leaders Working Group)。该工作组会议是由论坛“士官研讨会”发展演变而来。该研讨会最早由新西兰海军倡议发起并举办。在2010年的论坛年会上，根据澳大利亚海军提议，会议表决同意成立士官工作组。澳大利亚于2011年9月举办了第1届会议，制定了《士官工作组议事规则》草案，并在2012年马来西亚主办的论坛年会上得到通过。根据议事规则，士官工作组会议旨在加强各国海军士官层面的交流，并向论坛报告工作成果。

(三)海上演练和演习

除了机制性会议和专业研讨会以外，近年来西太论坛框架下的专业演习和联合演习活动也不断增多，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反水雷/潜水演习(Mine Countermeasure/Diving EX)。该演习是在反水雷研讨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反水雷和潜水为主要内容的演习活动，邀请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海军舰艇和潜水人员参加，旨在加强西太各国在扫雷、猎雷和潜水方面合作，以应对水雷对海上航行构成的威胁。2001年新加坡举办了首次反水雷/潜水演习，迄今为止共有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主办了4次演习。

多边战术训练中心演习(Tactical Training Center Exercise)。战术训练中心演习是新加坡海军发起并主办的多边岸上战术演习，旨在推广成员国海军熟悉使用本国的地区海上信息交换系统(Regional Maritime Information Exchange)，提高各成员国海军在保护舰艇安全、保护商船、应对海盗威胁等方面的协同能力。自2001年主办第1届演习以来，新加坡海军共举办了4届。自2009年始，新加坡将该演习和海上信息交流研讨会合并为海上信息共享演习。

海上信息共享演习(Maritime Information Sharing Exercise)。该演习是由新加坡发起并主办的演习活动，由原来海上信息交流研讨会和多边战术中心演习合并而成，主要包括交流研讨、桌上推演等多项内容，与国际海事安全会议(IMSC)、海上多边演习(WMSE)等活动同期举行，实际上相当于多边海上演习的岸上准备阶段。自2009年以来，新加坡共主办了4届演习。

多边海上演习(Multilateral Sea Exercise)。该演习是由新加坡组织发起的海上演习活动，也是论坛框架下规模最大的演习活动，内容主要以海上反恐、打击海盗等为主。该演习由新加坡于2003年发起，2005年举行了第1次演习，到目前为止共举行了4届。

此外，论坛框架下的活动还包括由日本发起的下一代军官交流倡议“下一代军官研讨会”、“随船航行项目”等活动。成员国或观察员国还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自愿发起研讨会或演习活动，如印度海军就曾于2006年发起过题为“多边与双边海上合作——回顾与展望”的专题研讨会。

三、论坛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中发挥的影响

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是世界热点最集中的海域之一，既存在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也存在地区海上邻国之间争夺岛屿和海洋权益的矛盾，海上安全局势错综复杂；同时随着海上自然灾害、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威胁的上升，各国也面临着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的需求。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加强双边安全对话以外，多边安全机制对于稳定地区安全局势、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具有积极意义。论坛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多边海军合作机制，在维护海上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论坛是地区海上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坛作为海军之间的专业论坛，为多边安全机制从陆地延伸到海洋搭建了桥梁。伴随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亚太地区逐步形成了多个层次的多边安全机制。人们通常所熟悉的多边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以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为主的第一轨道机制；其次是以1993年在吉隆坡正式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为主的第二轨道机制，再次是包括香格里拉对话和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在内的一轨半机制。随着海上安全问题的升温，海上安全在地区日益受到关注，而现有多边安全机制中缺少海上环节。尽管包括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多边对话机制越来越多地涉及海上安全问题，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海事工作组，就海事问题进行讨论，但上述这些机制都属于外交、战略以及学术层面的对话，缺乏军方特别是海军参与，不可能涉及海上安全深层领域和具体问题。海军不仅是应对海上安全问题的主体力量，也是海上问题的多边合作的直接参与者，各国海军之间的理解和互信是海上安全的基础。论坛作为本地区唯一以海军为主体、以海上安全为主旨的多边合作机制，弥补了现有机制在海上安全方面的缺失。

论坛作为实质性合作机制，在安全机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和“接地气”的作用。受制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国家关系、战略矛盾、海洋争端等问题的限制，亚太地区缺乏大规模海上军事合作的政治基础，与欧洲乃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始终处于较低层次。这导致了目前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处于喊得多、做得少的状况。当前，亚太地区战略层面的海上军事合作主要体现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区盟国之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海上军事合作近年来逐步深入。中美、美俄、中日、中韩等之间的军事合作则处于较低的水平。论坛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海上威胁为出发点，以海军专业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为切入点，这一定位使得论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专注于各国海军共同关注的海上安全问题，避免了以往论坛中出现的“隔空喊话”式的现象，使得各国提出的安全倡议能够落到实处。

(二)论坛是增进地区各国战略互信的稳定渠道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立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互信的缺失。以中美两国防务关系为例，由于美国对台军售、美舰机在中国周边海域高频次抵近侦察、美国国内法限制两军未来发展三大障碍的存在，中美防务关系成为两国政治关系跌宕起伏的受害者，包括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在内的双边安全机制多次因上述矛盾而中断。而论坛所具有的机制性、稳定性特点，为各国海军之间进行持久的交流提供了稳定的渠道。论坛使得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的海军坐在一起，进行面对面讨论，本身就是对地区海上安全的重大贡献。论坛对于避免海上误解和误判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双边交往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可成为迂回交流的桥梁。

多边主义学者认为，多边制度这种适应性甚至再生性能力使其在面对国际变化时能够发挥稳定器作用。建构主义理论学者认为，制度能够帮助国家推动文化同质化，培养共同命运感，推动互信和集体认同的发展，从而达到增进彼此的互信和集体认同的形成，缓解各国的猜疑和恐惧。从论坛发展的历史上看，论坛确实在增进同质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通过重新定义海上安全威胁，各国已经就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通过强调海洋的流动性以及海军之间的文化共性，论坛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内部语言和文化；通过海军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各国海军的政策得到了较好阐释，确立了海军领导人间的感情基础。基于上述原因，无论外部局势多么跌宕起伏，论坛内部始终用海军的专业语言表达各自的安全关切，保持合作的良好氛围。这与其他多边机制相比是难能可贵的。

(三)论坛是主导地区海军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

论坛框架包含了海军政策层面的交流和务实合作两大部分内容，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侧重于政策层面的讨论，成员国在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并阐释其海上安全政策、地区海上合作倡议，确定未来活动安排；而各种专业研讨会和演习则是对年会决议的落实，同时需要在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上报告情况，将合作成果反馈给年会作为决策参考，以完善未来活动。这就形成了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的良好互动，使得论坛框架下的政策讨论具有实质性内容，并确保技术合作能够很好地体现各国的共同意愿。这种政策讨论与实质性合作相结合的模式，使其能够在海军专业合作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近年来，论坛这一优势在其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论坛框架下的务实性合作逐渐深入到信息交换、海洋环境保护、军官和士官交流、反水雷、人道主义救灾、医疗合作乃至海上联合演习等各个领域，并向更深层次拓展。目前本地区大多数海军之间的多边海上军事合作大都与论坛有关。尽管这些合作仍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但从整个亚太地区来看，除了美国与其盟国的军事合作以外，涵盖国家如此之广、合作深度如此之深的多边合作机制，只有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从这个意义上讲，论坛已经成为地区海军多边务实交流与合作的主导机制。

实际上，专业与技术合作是战略合作的基础。在战略层面合作缺乏现实基础的情况下，技术层面的合作不仅在应对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着实质性意义，也展示了各国开展海上合作的意愿，它能为向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转化创造氛围，并为其提供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专业和技术合作有可能推动海上军事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从近年来地区海上合作经验来看，在地区海上安全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多边框架下的海上战略合作很难达成的情况下，按照由浅入深、由虚到实的路途，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逐步向传统领域推进，实际上是较为现实的选择。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就是一个较好的范例。

(四)论坛是创制海上行动规则的重要机制

论坛由研讨会走向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其在国际海上行动规则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突出的例子就是《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的制定。CUES是由新西兰于1999年首次提出，后经多次修改。该文件是一个各国在自愿基础上适应的文件，旨在为军用舰艇飞机和公务船舶在海上意外相遇时提供行动规范，不具有国际法效力。从2003年开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始积极推荐论坛各国采纳，并推动CUES在论坛会议上通过。在2012年马来西亚主办的论坛年会上，CUES被提交至各国海军领导人讨论，会议决定会后对CUES进行修改，并在2014年中国主办的论坛年会上继续讨论。

2013年12月，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海军在吸纳中国海军修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CUES1.0版本。新版本对2003年版本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如将适用对象限定为海军舰艇和飞行器，删除了部分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复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容，进一步澄清了海上相遇的概念，等等。修改后的CUES主要包括3个部分和1个附件：第1部分为导论，主要规定了CUES的宗旨和相关概念；第2部分为安全程序，主要规定了各国军舰和航空器在海上相遇时应采取的行动规则和安全程序，如机动要求、安全航速、安全距离等；第3部分为通信程序，主要规定军舰和航空器海上相遇时应遵守的通信要求和程序；附件部分为国际信号简语选编。

在2014年1月中国海军主办的南京论坛工作小组会上，新的CUES(1.0版)得到了与会各国的支持，一致同意将该版本提交将于4月在青岛召开的论坛年会表决。4月22日，在中国青岛召开的论坛第14届年会一致表决通过了CUES。CUES的通过是论坛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作为一份各国自愿适应的技术性规范，其宗旨在于为各国舰机在海上相遇时提供一套机制化的处置程序和通信手段。尽管CUES的制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海上安全矛盾，但它的通过使本地区各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一份公认的舰机海上相遇时的行动和通信依据，这意味着海上相遇的舰机能够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碰撞等意外事故，并通过海上无线电问答互相判明意图，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这有利于规范本地区各国日益频繁的海上军事行动，确保舰机和人员生命安全，缓解海上紧张局势。这对维护本地区海上安全无疑十分具有重要意义。

除CUES外，论坛已经出台或正准备出台的文件还包括：《西太论坛工作章程》、《海上信息交流目录》、《西太论坛救灾反应行动指南》、《人道主义救灾常备行动程序》，等等。在论坛青岛年会上，中国、菲律宾等国海军领导人还提出制定论坛框架下的海上灾难应急救助机制和行动指南，并将上述提议作为论坛未来行动事项提交下一届论坛工作小组会和年会讨论，这意味着制定相关规定和指南将成为论坛未来重要任务。CUES等一系列文件的制定表明，论坛已经在制定海上行动规则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论坛各国海军展示软实力的重要舞台

随着论坛影响和作用的扩大，论坛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国海军传播本国海上安全理念、竞相展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各成员国对论坛的参与热情不断提高，采取各种方式提高自身在论坛事务中的影响。

一是积极主办论坛活动。由于多边活动效果的发散性，各成员国对参与论坛活动十分踊跃，积极承办各类活动。论坛各项活动成为主办国海军阐释安全理念、介绍传统文化、展示海军形象、提高国际影响的宝贵机遇。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乃至其他东南亚国家都积极主办和参与论坛各类活动。目前论坛的年会和工作小组会例行性活动已安排至2024年，平均每年举办各类活动至少3-5次。

二是提出海上合作倡议。各国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的同时，通过海上安全合作倡议，扩大本国影响，引领海上安全合作发展走向。新加坡海军立足本国建立的“海上安全信息交换网”，提出了“海上信息交换倡议”，并牵头组织海上信息交换研讨会、海上信息交换演习，在主导海上安全信息合作方面走在了前面。日本海上自卫队通过提出“下一代军官交流倡议”、“未来优秀军官关系网”的概念，在论坛青年军官交流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是协调友好国家立场。各国还通过利用同盟和友好国家协调立场扩大自身在论坛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通过团结其盟国海军，特别是与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盟国配合默契、立场一致，在论坛的各项事务发挥主导作用。东南亚国家海军也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在论坛中相互支持，通过合作举办论坛框架下各类活动、在讨论和表决中相互支持等方式，力求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论坛中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六)论坛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的局限性

当然，在客观认识论坛在海上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要对论坛的局限性有客观清醒的认识。首先，论坛影响局限于海军专业领域，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论坛作为海军间的合作机制，主要讨论海军层面的政策与合作，基本不涉及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缺少与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的对接，因而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有限。其次，论坛缺乏与地区其他多边机制之间的互动，开放性有限。论坛属于各国海军间的内部论坛，参加人员主要以海军领导人和专业人员为主，不邀请其他涉海部门以及地方学者参加，因而在国际社会缺少开放性影响。最后，论坛受制于各国海上安全政策，缺少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外的合作。从合作内容上看，由于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差异，论坛目前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海上搜救、反恐、救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于开展传统领域的海上安全合作十分慎重。

四、中国海军与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中国海军是论坛的创始成员之一，2000年以前主要是由中国驻所在国武官参加会议。从2000年开始，根据军事外交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中国海军开始派出将军级别军官作为海军司令员的代表与会。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海军高度重视论坛框架下的合作，逐步扩大论坛各项活动的参与力度。

一是积极参与和主办论坛的各项活动。自2000年以来，中国海军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所有论坛年会和工作小组会，并从2008年开始表达了主办论坛年会和工作小组会的意愿。在2012年马来西亚主办的论坛年会上，中国海军代表团正式确认将于2014年1月和4月主办论坛2014年工作小组会和第14届年会。这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象征着中国海军的国际化进程迈上了新起点，标志着中国海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上国际舞台，成为国际海上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海上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此外，在不久前闭幕的第14届论坛年会上，中国海军还表达了主办2024年论坛年会和工作小组会的意愿。除了参与和主办了论坛机制性会议以外，中国海军还多次派出专业军官参加了反水雷研讨会、海上救灾桌上推演、下一代军官交流项目、反水雷与潜水演习、多边海上演习等各类研讨会和演习。2007年，中国海军派导弹护卫舰“襄樊号”参加了新加坡主办了2007年的战术训练中心演习和多边海上演习，并参加了包括防御来自小艇威胁、穿越雷区、海上搜救、对海射击在内的多个科目。

二是积极参与论坛各项文件的讨论和制定。中国海军加入论坛以后，积极参与了论坛《工作章程》、CUES等文件的讨论和制定。在2010论坛年会讨论《工作章程》修改过程中，由于中国海军的积极协调，论坛在保留一票否决的决策机制同时，规定如决议被否决，可根据至少4个国家的提议召开由代表团团长参加的闭门会议进行协商，并可进行第二轮投票，既坚持了原则又增加了论坛决议的灵活性。青岛年会通过的CUES也与中国海军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国海军自2003年开始就积极参与CUES的讨论和修改工作。中国海军2012年接替马来西亚担任论坛主席国后，在进行深入研究并广泛征求论坛各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CUES的新修改意见，并在2013年5月举行的泰国工作小组会上将修改后的CUES文本通报各成员国海军。2013年12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在吸纳了中国修改意见的基础上，联合提出了新的CUES(1.0版)草案。在2014年1月的南京工作小组会上，作为主席国的中国海军再次广泛协调和征求各方意见，吸纳了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修改建议，对美、澳、加提出的新版本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为CUES的最终一致通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证明，海军多边合作既是中国海军展示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舞台，也是海军扩大话语权、参与海上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向国际社会阐明防御性国防政策的有效平台，对于倡导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安全观，增信释疑，营造良好的新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海洋强国，在建设强大海军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建设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充分考虑海军国际性军种的特性和海洋流动性的特点，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加快与国际接轨进程，成为全球海洋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为此，中国海军应继续加大论坛各项活动的参与力度，根据中国海上安全实际提出有利于各国接受的海上安全倡议，参加海上行动规则的制定；积极关注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国际航道测量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多边海军合作机制的动向，参加上述各框架下的海上合作。通过参与海上多边机制与合作，掌握和熟悉国际通行的规则、礼仪和惯例，为海军的发展建设积累实践经验，扩大国际海上事务的话语权，塑造海上软实力，为中国海军走向远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杜婕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仇昊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