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持续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持续演进，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中东大变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持续冲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格局变动日益增强。其中，亚洲及其关联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缘板块的整体性崛起尤显突出，新态势持续展现，引发的动力和产生的效应不断变化和释放。

一、亚洲整体性崛起态势持续显现

从综合性和全方位角度而言，亚洲的整体性崛起既包括地缘战略角度的板块隆升，又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还强调是由多个国家的显著发展甚至不同程度的崛起所共同支撑。作为世界格局变动的一个重大趋势，亚洲的整体性崛起态势，可以从世界发展的纵与横两个方向加以界定。

就纵向而言，亚洲整体性崛起是一大批亚洲发展中国家继20世纪50、60年代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性流动、产业的全球性扩展、贸易的全球性发展等条件，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提升的综合体现。从这个角度看，亚洲整体性崛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紧随其后是90年代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快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快速发展。这种崛起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维度上均有体现，但以经济层面表现最为突出。2013年底，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前十位国家有四个在亚洲（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第八和俄罗斯第九），整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占世界1/3。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5年亚洲经济占世界比重将升至44%，到2050年达到52%。

就横向而言，亚洲整体性崛起是相对于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崛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美崛起，以及2008年以来美欧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所下降等变化而言。换言之，正是在美欧长期强势转而走弱的国际背景下，亚洲整体性崛起态势才愈加突出，对世界的冲击才更为强烈。

面对亚洲在纵横两个方向的崛起，区域外战略力量纷纷加大对亚洲的关注和力量投放。美国为了掌控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进而掌控整个亚洲和继续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在中东（西亚和西南亚等）和亚太进行“再平衡”（rebalance）或“转轴”（pivot），一方面适度减少小布什政府时期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在中东过多投入的力量，但不离开该区域；另一方面增加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确保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和主导地位不受严重削弱。为此，奥巴马政府持续加大投入，推进“新丝绸之路倡议”，打造以阿富汗为核心，囊括中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在内的贸易和能源合作机制，为2014年撤军之后继续保持足够的影响力进行相关部署；推进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外交联系、经贸往来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激活与泰国的安全同盟关系，改善与缅甸、老挝等国的关系。

受美国战略调整的刺激和推动，欧盟、澳大利亚等纷纷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多方面关系。欧盟《2020年战略》强调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英、法、德等国均越发重视并不断推进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关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指出，亚洲各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无论欧洲愿意与否，其安全问题都与亚洲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澳大利亚更是越来越重视加强与亚洲的联系，扩展在亚洲的利益。吉拉德政府2012年10月发表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认为，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龙头的进程势不可挡，步伐加快；澳大利亚要在2025年前变得更加繁荣、更有活力并分享新机遇，进而成为亚洲世纪的赢家，就要成为一个更了解亚洲、更具能力的国家；要有明确的计划，抓住即将涌现的经济机遇，应对将要出现的战略挑战。2013年9月上台执政的阿博特政府更是明确表示，将把与亚洲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认为“影响国家利益的决策将在雅加达、北京、东京和首尔产生”。这表明澳大利亚将继续保持强化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态势。

这些国家的战略调整部分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结果，反过来又由外向内进一步助推了亚洲整体性崛起态势。

二、亚洲内部联动持续增强

在亚洲整体性崛起的趋势下，亚洲板块内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联动显著增强。这既构成亚洲整体性崛起的一个重要内生支撑和内在驱动，同时也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效应体现之一。在板块内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多种联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牵动力最大的当数五个主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各有侧重，在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同时，促进了整个地区内部联动，增强了整体性崛起趋势。

第一，东盟从加强自身一体化建设向牵引亚洲地区整合方向发展。东盟2007年制定了《东盟宪章》，并据此着力增强凝聚力、提高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朝着2015年建成以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共同体目标推进。2012年4月和11月，两次首脑会议先后通过《金边宣言》、《主席声明》、《金边议程》、《2015年建立东盟无毒品区宣言》、《“全球温和派行动组织”概念文件》、《东盟人权宣言》、《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中期回顾报告》、《消除针对妇女儿童暴力的宣言》，《关于鼓励年轻人创业和就业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启动了旨在维护东盟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和平与和解机构”，决定在柬埔寨建立东盟地区排雷行动中心，并将2015年12月31日设为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最后期限。目标是到2015年，形成拥有6亿人口、均衡发展、经济上具有很强竞争力并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单一市场，进而形成以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共同支撑的共同体。

在加强内部整合的同时，东盟于2011年11月就提出了《东盟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并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该进程，目标是把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六国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区整合在一起，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34亿人口，相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达20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0万亿美元。2013年5月RCEP首轮谈判在文莱启动，正式组建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方面的工作委员会，并决定于2015年内完成谈判。2013年9月，第二轮谈判在澳大利亚举行，各国就开放市场的方式，有关商品、服务和投资等协议章节内容以及组建工作委员会的时间等问题进行协商，并在市场准入减让表模式等核心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2014年1月，第三轮谈判在马来西亚举行，十六方在继续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技术性议题展开磋商的同时，决定成立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和争端解决等四个工作组。此外，各方还就部分成员提出的新领域进行了信息交流，并分别召开了知识产权、服务与投资关系等研讨会。随着RCEP谈判和建设进程取得进展，以东盟为中心的多个次区域之间的联系和整合势必得到强化。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稳步发展，区域整合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如果说RCEP的启动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么上合组织作为亚洲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通过10余年的发展及其对外辐射影响，促进了东亚、中亚与南亚之间的联系。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已形成了由正式成员、观察员、对话伙伴国、主席国客人四个层次构成的框架。在2012年北京峰会上，阿富汗升级为观察员，土耳其成为对话伙伴国。

上合组织在持续推进安全和政治合作的同时，还进一步谋划和启动了未来10年成员国之间在能源、贸易、交通、金融、人文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9月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元首理事会明确指出，上合组织将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确保上合组织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将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完善应对“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信息安全威胁等领域合作的法律基础，积极落实相关合作协议。同年11月，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就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广泛议题等交换了意见，达成十五项共识。在此次会议上，俄方呼吁更加积极有效地探讨成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事宜，并将其打造成各国开展能源项目对话的平台。2014年4月，中国在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提议，除了现已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的地区反恐机构之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新的反恐中心，俄方表示完全支持。随着这些议程得到落实，上合组织内部的联动及其对周边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第三，海湾合作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和作用扩大增进了西亚与东亚的合作。在西亚北非政治动荡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海合会成员国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相互支持，通过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基本保持了自身的稳定。同时，以此为支撑，一方面顺势扩员，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对整个西亚地区局势走向施加影响。2011年5月，海合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首脑会议上决定，吸纳约旦为正式成员，与摩洛哥建立伙伴关系。由此，海合会从海湾伸展到地中海东岸甚至北非地区，从次区域性机制向区域性机制转变，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地区变局的重要平台，在稳定巴林和也门政局、推动巴以和谈、应对叙利亚危机等方面的作用增大。

与此同时，海合会持续推进与东亚国家的合作。2014年3月，海合会在第130届外长会议上决定重启对外自贸区谈判，其中包括与中国、日本的自贸区谈判。该进程如实现突破，将使西亚与东亚的联动大幅增强。

第四，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促进了南亚和中亚的联系。该计划旨在构建一个以阿富汗为核心，囊括中亚五国以及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加强南亚和中亚之间联系，重新确立阿富汗作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历史地位。进而以此为支撑，形成由美国支持甚至主导，印度发挥重要作用，向东连接东亚，向西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连接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

“新丝绸之路计划”主要从两方面推进，一是使中亚、南亚的交通、通讯、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并与东亚、中东和欧洲连接；二是使贸易、交通和通讯领域的规则、法律、协议等相互衔接统一，以便货物和服务能够有效流通，使中亚丰富的油气和水电资源帮助满足南亚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为此，美国首先对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直接投资，为能源输送管线、电厂等投入了20亿美元，修建和改建了3000多公里公路，帮助阿富汗建立国家铁路局并制定了国家铁路修建计划，为阿富汗修建4000公里光缆提供技术支持。同时，美国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公司建设联接中亚和南亚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支持世界银行和伊斯兰发展银行为“中亚南亚-1000”（CASA-1000）输变电工程建设投资，该工程预计于2014年开工，旨在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夏天剩余的水力发电资源输送到巴基斯坦；推动建设连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电线线路（TUTAP）工程，以及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线(TAPI)工程，等等。随着美国加快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把丝绸之路计划与撤军安排、南亚与中亚作为整体加以整合。

第五，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促进独联体内部合作。根据普京的构想，欧亚经济联盟由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是一个类似欧盟、有效连接欧亚太平洋地区的超国家实体，其作用主要是协调成员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周边国家也可申请加入。该机制以2012年启动的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基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标准基础上开始一体化新阶段，争取在2015年1月1日前正式创建统一经济空间。空间将对其他国家开放，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海关和人文空间的欧亚经济联盟。

为此，俄白哈三国领导人2011年11月签署了《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章程》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自2012年1月1日起，俄哈白三国之间的商品、劳务、资本和劳动力开始实现自由流动；欧亚经济委员会作为超国家常设管理机构正式挂牌办公，主要负责关税同盟以及统一经济空间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2013年11月20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除俄白哈三国代表以外，会议还邀请了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的代表与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的“路线图”，决定成立关于亚美尼亚加入关税同盟的工作组，启动亚方“入盟路线图”的编制工作。

按照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构想，其最终目标是超越欧亚经济同盟，打造从葡萄牙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经济和人文空间。然而，在乌克兰危机、俄与美欧在中东欧地区战略角力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构想的实施与推进将遭受考验。

上述主要机制从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横跨欧亚等五个方位出发，多从软性的经济层面合作着手，涉及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各个机制合作联动的领域存在差异，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即高层政治会晤和磋商(如东盟系列峰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海合会首脑会议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往来、军事安全合作、人文社会交流，这成为拉紧亚洲内部合作的五大纽带。其中，最能体现也最直观的纽带仍然是内部经济联系。21世纪初以来，区内贸易从8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区内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从2002年的70个增加到2013年初的250多个，成为全球自贸区建设最活跃的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入境游客80%以上来自亚洲内部。

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更是日趋紧密，已经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一半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70%投向亚洲。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亚洲国家开设了66所孔子学院和32所孔子课堂，互派留学生近50万人，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超过3000万人次，入境中国内地的亚洲国家人员达1500多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7%，外国人入境人数前十位的国家中有7个是亚洲国家。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地区格局牵动力最强，影响也最深远。迄今为止，已有三条横跨欧亚的大铁路和三条油气管线网络。大铁路包括第一欧亚大陆桥，东起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西至荷兰鹿特丹，横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六个国家，全长13000公里；第二欧亚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经新疆进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西抵荷兰鹿特丹港，全长10900公里；第三条是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东起中国重庆，经新疆进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西至比利时安特卫普，全长11381公里。

已经建成的油气管线网络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原苏联成员国之间的油气管线网络。第二部分是中俄原油管道，西起俄罗斯远东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东至中国大庆，全长近1000公里，2011年1月开始通油，每年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合同期限为20年。第三部分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管道，该管道分一期和二期两个工程项目。一期工程为过境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阿姆河右岸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从奇姆肯特进入哈萨克斯坦南部，从哈过境与中国的霍尔果斯相连。天然气进入中国境内后与西气东输工程二线相接，输往东部沿海地区。2009年12月，一期工程中A线竣工并试运行，开始向中国境内输气。2010年8月23日，一期工程中的B线实现氮气和天然气置换，一期工程正式实现双线运营。二期工程为哈萨克斯坦境内管道，始于哈国西部曼格斯套州的别伊涅乌，在南哈萨克斯坦州的奇姆肯特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全长1475公里，于2013年实现管线通气和压气站投产。

拟建设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还有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设想下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油气管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提议，加快推进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和尽早启动建设D线；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的俄罗斯-朝鲜-韩国甚至延伸到日本的油气管道；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习近平主席2014年2月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会晤确认进行改扩建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等等。这些纵横交错的基础设施犹如一条条现实的和潜在的经络，在持续强化着整个地区的联系沟通的同时，不断培育整个地区的共同体意识，增进地区内在联系的紧密程度。

三、地区格局盘整复杂性显著增加

从全球范围内看，在亚洲整体性崛起态势持续凸显和地区内部联动不断加强的带动下，世界权力重心向亚洲聚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亚洲及其关联的太平洋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2014年4月在亚洲协会讲话中所指出，展望21世纪，从西南亚横贯到美国西海岸的亚太地区“对于全球体系的未来将是最重要的”。这个地区拥有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和规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在近几十年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发展成就和脱贫成就，在全球经济产值中和全球贸易中都分别占到了一半。这个地区对世界很重要，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正越来越多地向东输送以满足东亚不断增长的需求，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也越来越与亚洲的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这个地区还面临各国军力增强、海洋争端、核扩散、环境问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重大挑战。

从地区范围内看，多股力量、多重矛盾、多种趋势竞相发展，分化重组明显加剧，在特定区域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碎片化趋势，使格局盘整演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

首先，区域外影响加重。为从亚洲崛起分取红利，美欧等域外力量卷入增多，势必给亚洲的内聚和内部联动造成牵制甚至羁绊。美欧通过北约框架与中亚国家推进各种伙伴关系计划，从西面消减亚洲内部的粘合作用。美国在“再平衡”政策框架下加强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国和新兴伙伴关系，尤其是大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不仅给亚洲内部整合增添了新的变数，从东面牵制了韩国、日本、菲律宾甚至澳大利亚进一步向亚洲聚拢，对亚洲内部整合起到了分化甚至瓦解的作用。

在域外力量吸引和促推之下，亚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在推进与地区内部联动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向地区外扩展，加强与区域外国家的关系。这一方面对区域的内部联动造成了消减效果，另一方面增加了边缘地带国家对区域整体性崛起的影响权重，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土耳其、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属此列。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如土耳其在继续寻求加入欧盟的同时推行“南下”和“东向”外交等），同样给地区整体性崛起造成了方向散乱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日益受到相关国家的重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围绕这些海域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这在提升关联海域形势发展对地区格局演变影响、从海洋方向促进亚洲内部联动及其整体性崛起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形成了海洋国家对陆地国家合作的牵制。

其次，地区合作机制相互抵消作用上升。区域内多个合作机制交织并存，相互竞争和碰撞也增大了区域内部耗损，削弱了地区崛起的内在支撑。亚洲存在的系列机制在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区域促进亚洲内部联动的同时，由于各自追求目标、议程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差异，在客观上相互掣肘。特别是美、俄、日、印等大国出于加强对亚太及次区域主导地位的考量，纷纷加紧推行各自的战略，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化对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塑造。例如，美国持续加强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俄罗斯加强与印度、日本、越南、韩国等的经济、安全关系，日本持续推进与东盟、中东、中亚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印度加强与日本、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以及伊朗等国的关系。这在增进以某个战略力量为中心的次区域整合的同时，由于各中心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之间存在竞争和冲突，使这些合作机制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实现联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阻隔和削弱。如果地区主要国家不能从亚洲全局出发，求大同存小异，积极促进各个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相互开放、互补共荣，整个亚洲的内部联动将受到分化抑制。

再次，地区挑战考验整体性崛起。亚洲长期存在多个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有五个亟待解决。由于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并且确立了经济建设和增强核及导弹能力并重的双轨战略，朝鲜核问题处于表面缓和、实际危险继续酝酿的状态。随着阿富汗新总统选举以及美国和北约在2014年撤离作战部队，阿富汗问题重建进程进入新阶段。在2013年11月实现谈判的历史性突破之后，伊朗核问题要在2014年达成永久性协议依然存在变数。在2014年两轮政治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找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不容乐观。从2013年7月开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美国推动下进行了十余次谈判，而能否在2014年达成框架性协议难以确定。

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促使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但如果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甚至再度升温引发严重危机或冲突，将给所在次区域和平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拖累整个亚洲崛起。此外，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中国与有关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争端同样存在引发局势紧张的可能性。围绕这些问题，如果有关国家能够积极互动，超越分歧展开合作，通过多边谈判对话寻找到解决方案，并以此为牵引促进相互合作，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次区域合作框架（例如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基础上形成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将进一步推升亚洲整体性崛起态势。反之，如果有关国家依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把这些问题作为牵制对手的地缘战略工具，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将破坏地区稳定，严重阻碍亚洲整体性崛起。这几个方面的效应在提升亚洲在世界格局演化中的地位和权重的同时，增添了亚洲内部地区格局整合的难度，使亚洲的整体性崛起无法定格而继续处于演进当中。未来整个地区的崛起越来越取决于能否防止上述已显露苗头的碎片化趋势进一步扩大，以及能否整合各个次区域的合作进而增进合力，共同推动亚洲的整体性崛起进程。

四、结语

中国快速发展既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重要动力，也深受亚洲整体性崛起效应的影响。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整个地区范围的联动和整合围绕中国展开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整个地区内部联动和整合的促进抬升作用越来越突出。这给中国进一步快速发展提供有利态势和地区支撑的同时，也给中国所处的地区环境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复杂变数，使中国在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区域合作、热点难点问题解决等多个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亚洲外交在坚持既定指导原则和方针的同时，进一步细化针对各次区域乃至重要国家的具体战略，从局部着手深耕细作，推动整体环境的改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