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诞辰，不能不提到“韬光养晦”这一重要国策。

原话出自邓小平在1989年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了“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决不当头”、“善于守拙”、“做好自己的事情”等一系列为了因应那个特殊时期而提出的对策，日后被归纳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战略方针。

若仅着眼于中国在1989年前后面对的国内外形势，这些对策当然是权宜之计。正是因为当时有人头脑发热、自乱阵脚，才有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之告诫，也正是因为当时有人力主中国扛起社会主义阵营大旗，才有决不出头之警示。

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按韬光养晦的方针收敛锋芒，埋头实干，不仅在动荡的时局中站稳了脚跟，而且开始大踏步赶超。在邓公去世十周年前后，中国的GDP接连超过了英法德，没过几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波持续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而且冲击了整个世界。

按说，“韬光养晦”之策早可以放弃了，因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意。无论是暂避风头挺过难关，还是积攒实力徐图大业，到了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连内政都被解读为外交的时候，这些内在含义就都时过境迁了。

然而现实是，“韬光养晦”这一国策始终没有被结束掉，直到今天，国际关系学界很多人都坚持说，这一战略仍然有效。

这就意味着，决策者们发现，这项根据短期时局变化提出来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的历史趋势和更宏大的世界格局中，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可以作为中国一个长期有效的外交战略。

为什么会如此？这就需要对整个世界格局做一考察。

世界外交格局的演变

外交Diplomacy，在特定的语境中，特指一种凡事只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不考虑道义和原则，靠权谋和算计取胜的国家行为。基辛格博士写过一本《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的书，副标题是TowardsaDiplomacyforthe21thCentury，其含义就是：美国是个讲道义和原则的大国，要不要像老欧洲那样搞权谋、玩均势，经营21世纪的Diplomacy，这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典型的利益外交、权谋外交，盛行于17-19世纪的欧洲，在黎塞留时期的法国，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坎宁时期的英国等，都有不少外交杰作。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突袭并占领了奥地利控制的西里西亚，当时普奥两国关系表面上尚属良好，而且还维系着尊重领土完整的义务，但腓特烈却基于典型的外交算计采取了这个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我军……显著优于邻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顾及外务。”

拉帮结伙，挑拨加贿赂，一切手段都被视为正当，因为国家利益这个目的至高无上。此时距黎塞留时代已有一百多年，距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整一百年，历史上那种只讲道义不计利益的宗教狂热和圣战激情早已荡然无存，人人都蜕变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如果没有美国的崛起，老欧洲很可能就这样一直堕落下去了。权谋必定战胜道义，虚幻的原则和信仰一定输给赤裸裸的利益，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已经强大到无法抗拒。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曾如此直截了当地回应对他的反德指责：“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这就意味着，关于反法西斯和捍卫自由的各种正当名义，至少在英国那里，其实都是胡扯。

但美国扭转了这个传统，这个自认为具有“天定命运”的新生国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旧世界的对立面，无意与欧洲体制和价值观同流合污，拒绝参与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均势战略。

进入20世纪，尽管也有老罗斯福这种试图将美国利益与国际均势结合起来的总统，但最终还是威尔逊强烈的理想主义主导了美国的思潮，并持续到今天。“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来到乔治·布什，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包括威尔逊及他后世的徒子徒孙，一直到现在，谁也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即对道德意识没那么重的外国领袖而言，美国的利他主义精神令人感到有些难以捉摸，因为国家利益可以计算，但利他主义的内涵就全看执行者如何定义了。”基辛格博士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如是说。

表面上看，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那个被马基雅维利-黎塞留传统所颠覆的世界精神，又在美国式大公无私精神感召之下获得了新生。利益算计不再是赤裸裸的，道义和原则重新获得了皇冠，在坚信美国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国民众热忱参与之下，美国成了现代的全球十字军。

十字军不屑于计算均势、投机取巧，只专注于善恶判断，正如威尔逊高调宣称的：有关人道之事，没有一件“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事务或无关紧要的”。当共产主义被视为恶魔，美国发起东西方冷战；当恐怖主义威胁到人道，美国号召进行全球反恐。

中国长期的韬光养晦姿态

西方历史上这一轮道义和利益的大轮回，绵延四百年。但若与中国历史对照，其实并不新鲜，正是持续了两千五百年至今未有结果的“义利之辨”。而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种“春秋无义战”的战国形势，套用到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竟也很是符合。

然而，讽刺的是，中国进入到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大局当中，却不是老师和过来人的身份，反倒被迫当了西方列强的学生。五四时期，中国人一边打倒本国的道义宗师孔夫子，一边拥抱西方的道义领袖威尔逊，犹如初次沐浴到伟大的道德之光，全然忘了老祖宗当年如何靠“仁义”二字就赢了半个天下。

当然也是无奈。如果不是出了这个公开号召“民族自决”而被老欧洲咒骂为“伟大的傻瓜”的威尔逊，如果西方各国都是腓特烈或俾斯麦式人物当道，只讲帝国主义，不讲世界和平，那么中国恐怕是逃得过十九世纪也躲不过二十世纪，难免沦为奥斯曼土耳其第二。

回顾地看，即使中国先是建成了中华民国，后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只是逐渐解除了亡国之危，并没有就此跻身于列强，成为世界战略棋局中的主要博弈者。尤其是在经营均势战略、参与利益拼抢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游戏中，中国从来不是主角，像腓特烈那种一盘棋式的外交谋划，中国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时代曾有过短暂的“输出革命”，扛过“世界革命”的大旗，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也很快放弃了。如果将这段时期的行为视为一时狂热，那么，总体来说，中国也并没有成为过道义信仰这一舞台上的主角，与美国持续长达一个世纪的威尔逊主义相比就更是如此。

所以，若从西方的角度看，既没有在均势的棋局中积极地纵横捭阖，也没有在道义的高地上执着地摇旗呐喊，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外交方式都若即若离，都是又都不是，考虑到中国的大国身份，这种消极姿态本身差不多就是韬光养晦了。

也就是说，无论中国提不提韬光养晦，实际的作为就像是一直都在韬光养晦。

西方将中国这种战略定位叫做实用主义，既不是欧洲式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

实用主义也专注于本国的利益计算，但不大会像欧洲列强那样津津于通过对外干涉制造有利于本国的均势。实用主义也会坚持原则、怀抱理想，但不大会像美国那样热衷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推行基于中华“仁义”传统的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共处原则，在世界外交格局中加入了中国方式。这可算是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跨越。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

（作者为《新西兰联合报》社长，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