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五大“新常态”

首先，国际战略格局升级换代，既有的西方独大与民族国家主导，转向多极竞合与多元主体并存。

一是主要力量竞相变革，竞争未来制高点。各大国无不变法图强，纷纷调整战略、苦练内功、比拼后劲、抢占高地，改革成为当今时代主旋律与关键词，改革决定各国兴衰成败，大国改革决定世界未来，国内政治进程决定世界政治前景。美国奥巴马“新政”艰难推进，欧盟痛定思痛、告别过度福利，日本安倍野心勃勃、企图“重振雄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加快改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独领风骚”。

二是世界力量新旧消长处于“战略相持期”。金融危机催生“新升老降”大势，但老牌大国凭借新能源、新科技、新规则等竭力重振旗鼓，新兴大国普遍遭遇“成长烦恼”，社会风潮频发、改革“阵痛”加剧、分化退化显现，“群体崛起”势头放缓。

三是大国关系复杂重组。一方面，老牌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展开“持久战”，前者依托北约、G7与两P（TTIP、TPP），后者凭借“金砖”等机制，博弈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缘热点，网络、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以及全球治理话语权规制权；另一方面，主要大国间关系“竞合化”，中美战略竞争与“新型大国关系”交织，美俄较量加剧但仍有交易，中日对抗激烈但经济联系还紧，美欧相互利用但亦互有提防（如美德“间谍门”），大国关系敏感联动。

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地位迅速窜升。政府间国际组织缓解世界“无政府状态”，跨国公司独立于母国的一面增强、对东道国影响增大，国际非政府组织鱼龙混杂、兴风作浪，网络化传媒与“信息化个人”能量惊人，突尼斯小贩自焚引爆地区性“革命”，斯诺登与“维基解密”挑战美国庞大国安情治系统。

其次，世界地缘战略格局艰难重塑，地缘利益与区域秩序博弈加剧。

一是区域一体化加快并深化，世界日趋“板块化”。欧盟因应对危机而有所加固，且继续“东扩”。北美三国深度联合。南美联合自强。非洲缓步结合。欧亚大陆中间凸显“欧亚联盟”。东亚经济合作诸多机制并存。

二是全球经济与政治重心持续“东移”亚太，亚太秩序主导权竞争激烈。美等各方加大投入亚太，亚太经济合作与安全竞争呈现“两张皮”，多边机制“产能过剩”、效率不彰。“印太”凸显“战略纽带”地位。

三是不同地缘板块的边缘结合部易成“政治断裂带”，滋生地区热点乱点，地区与域外大国地缘角逐加剧。非洲板块与亚欧板块挤压，欧洲板块与俄罗斯板块碰撞，亚洲板块与北美太平洋板块摩擦，分别催生中东、东欧、亚太三大“热带”。中东热在2011年末大变局持续与政治重建艰难，叙利亚“内战”外溢，伊拉克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以巴冲突再起，阿富汗战乱不已，巴基斯坦暴恐活动频发，美、欧、俄角逐与伊朗、沙特等角力交织；东欧热在乌克兰及巴尔干，美、俄、欧激烈角逐；亚太热在西太平洋及朝鲜半岛，中、美、日等复杂博弈。

再次，全球相互影响与依存加深，社会、科技、自然紧密关联，人类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一是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与“公共产品”行情看涨。

二是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成为事关全人类安危的战略挑战。联合国IPCC系列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安全风险倍增，催生“环境政治”与“气候安全”，气候新秩序与资源能源博弈加剧。

三是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异常复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将世界一网打尽。3D打印利弊参半，可能降低武器扩散门槛，恐将扰乱全球秩序。机器人与生命科学、生物革命福兮祸兮。美国智库“未来战争”项目预测，新技术使非政府组织能够使用以前国家才能使用的致命武器，认为这将消除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平民、境外与境内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传统界限。

第四，社会裂变、人口饱和、思潮混乱、模式多元，世界失序无序的一面上升。

一是信息技术与民主扩散致使社会碎片化、扁平化、网络化，治理难度倍增。多元利益更难整合，政府权威下降，传统等级制政治秩序式微，民间与社会力量上升，治理、管理、公共服务取代统治，社会不稳渐趋常态化普遍化。

二是人口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酝酿复杂影响。全球人口跨越70亿且续增，2030年将达80亿，生活水准普遍提升导致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空前吃紧。发达国家老龄化普遍，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失业问题严重，中国“未富先老”。世界经历第三次亦是规模最大与范围最广的中产阶级激增浪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成为主力军，推动民主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研究指“全球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将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改变各个社会、经济体和政治制度。”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大致相反，引发移民问题突出，诱发不同群体纷争矛盾。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亦将诱发新的不稳。

三是意识形态复杂更新，政治思潮多元变异，发展模式“新陈代谢”。民族主义（含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含宗教的与排外的）、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泛滥，人心思变、求变、多变，西方价值观难再强势，各方竞相探索特色突出的发展路径。

第五，既有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低效失灵，全球治理机制创新陷入滞胀。

战后国际机制惯性与惰性增加，加之既得利益掣肘，难以与时俱进。联合国体系成效不彰，世行与IMF影响下降。金融危机后全球机制变革创新虽一度加快，包括G20脱颖而出，但西方发达国家改革动力随危机缓解而递减，不愿与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导致IMF等实质改革缓慢。全球性机制下降，区域性机制上升，“两洋双P”（TTIP、TPP）来势凶猛，新兴大国合作协调机制加强，问题导向的功能领域新机制倍增。

主动适应“新常态”

总体而言，须尽快习惯和适应过渡期的世界政治“新常态”，着眼我党“两个一百年”首先是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服务民族复兴“中国梦”，增强“世界眼光”、“战略头脑”与“驭变能力”，稳扎稳打、趋利避害，预判预置、有的放矢，革故鼎新、引领潮流。

一是谋划2020年前和平发展大战略，打好民族复兴“新持久战”。“行百里者半九十”，力戒骄躁虚火，防止欲速不达，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国际国内“一盘棋”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央统筹协调机制，注重危机与风险管理。对外不断将中国的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强化海外利益安保机制与能力。

二是顺应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多元大势，立足中国综合实力趋向“世界第二”的新定位，主动构筑更为有利的大国关系新架构。对自身实力的局限及与“世界第一”的结构性差距心中有数，坐稳“世界第二”，预防前后夹击。利用西方大国内部矛盾、西方大国与某些新兴大国矛盾上升等，化解西方大国联手对华，力避成为众矢之的。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龙头”，兼顾合作、竞争与斗争，运筹好关键性大国双边与三角关系，做大做实新兴大国协调合作，善于借助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的“集群博弈”。高度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NGO、跨国公司等攻防并举，有效预防其对华消极影响，培植壮大中方相关力量。

三是着眼世界地缘政治新变局，布局全球，重点经略“大周边”。布局全球突出亚太、欧亚、中东三大重点，兼顾非洲与拉美等。“大周边战略”统筹陆地海洋、东西方向，扬经济之长，补安全之短，管控领土争端，巧破美国与某些邻国相互利用、联手对华，提早预防“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与安全风险。

四是以可持续发展指导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抢占新科技、工业、能源革命制高点，对全球相互依存与科技革命的复杂影响趋利避害。针对全球性挑战新发多发突发，制定全球治理战略，突出重点领域，自主承担大国责任，维护拓展大国权益。

五是针对世界社会、人口、思潮、模式复杂多元与失序无序上升，稳妥创新社会治理，优化“中国模式”。顺应人口与阶层结构新变化完善政经方略，呵护中产阶层，保障弱势底层，做好“十三五规划”，细化、具化、个体化“中国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容推进文明对话，主动扩大“中国道路”对外影响力与话语权。

六是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改革创新，扩大国际制度性权力，引导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加大投入，加快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功能领域等专业人才培养储备。以双边投资与自贸区协定、区域经济合作等，有效因应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系列新谈判。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