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内发展的局限性

1．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学者们认为，虽然中国

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但并不代表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这样的高速。比如，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 Babones)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只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许并不遥远)中国的超高速成长将减缓，逐渐回归到类似每个国家曾经历过的成长速度。从历史来看，他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里戏剧性的提升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的红利：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大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力，但它们都是有极限的过程，中国不能在未来继续仰仗于此。同时，从发展规律来看，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攀登全球价值链，从简单工业品发展至国内自主创新时，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的鲁吉·夏尔马(Ｒuchir Sharma)也认为，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经济将无法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德雷克·史剑道(Derek Scisors)和阿尔温德·萨伯拉曼尼(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崛起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问题。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达到美国长期以来所拥有的那种主导地位。

2．政治发展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诟病颇多，持一种消极态度，认为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导致其难以超越美国和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障碍。丹尼尔·德德尼(DanielDeudney)和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神话”。巴博尼斯认为，除非中国的政治开放，否则中国不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因为，只有政治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才能成为可能。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因素在控制国家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这个政权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解决政治参与问题的办法，对于逐渐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和少数民族不满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蓝图。萨伯拉曼尼指出，很多人忽视了中国政治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复杂化的情况，甚至，这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骤然停止。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观点则将政治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中国创新能力不足，这导致很难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品牌的设计者。

3．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发展限于历史因素和条件，历史的经济数据不能用来说明和预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萨尔瓦托雷·巴博尼斯认为，一方面，计划生育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医疗行业，产出增量更难实现；另一方面，202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下降，而美国人口将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将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与美国基本持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环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 zhong Huang)认为，由于中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长期忽视了公共健康问题，中国将存在很大的健康危机。因此，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奔忙于满足国民的需求，而不是追求其国际野心。

4．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几十年，从军事对比来说，是完全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而且，正是基于目前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战略也比较保守。曾科和科恩认为，中国的军事野心仍然是属于地区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展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在今后的行动目标仍然是在强化地区角色。

查尔斯·格拉泽也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争夺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对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比于美国，中国更恐惧的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是有利的。莱斯利·吉尔贝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导致中国并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战略。

(二)美国构筑的国际秩序的制约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新等同盟体系，这些同盟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将引起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疑虑。基辛格也认为，中国北方面对着俄罗斯，东面是日本和韩国，往南是越南和印度，而离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不远。这些国家都是不容易征服的，他们都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一旦领土或推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将构成难以对付的障碍。好战的政策将会驱使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唤起对历史的回忆。

中国如果要挑战美国，挑战的内容除了美国和其同盟体系之外，还有整个西方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以其团结世界各国。伊肯伯里认为，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而容易融入，美国的单极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中国目前不仅要面对美国，还要面对整个统合的、以法律和法规为基础的西方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战后变得更加自由。如果冲突双方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中国会赢；如果是中国和西方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不会赢。但中国能够融入这一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实现兴旺、繁荣和崛起。

另外，莱斯利·吉尔贝从核威慑与地缘优势的角度认为，中美两国的核武器使两国的相互威慑更为容易和有效。即使中国的军力超过美国，美国仍然能够在中国的大范围攻击下得以幸存，因为两国被浩瀚的太平洋隔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范围的常规攻击是很困难的。伊肯伯里也持同样的看法，核武器限制了中国打破现存国际秩序，使得中国更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四、在次级争端和非军事领域存在摩擦可能

多数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压力，中美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弱，但在次级争端中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这些次级冲突可能发生在东南亚。其中，台湾问题是可能引发中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中国军力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作一些调整，而这一调整要求很可能导致美国的不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当美国发现自己跟随着危机而不是主导危机时，台湾问题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贾森·沙普兰(Jason Shaplen)和詹姆斯·雷尼(James Laney)也认为，中国大陆军方正逐步提高军事力量，为统一台湾提供保障，台湾问题是中美可能引发冲突的一个关键诱因。

莱斯利·吉尔贝认为，南海问题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两国军事紧张的因素。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各国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积极拉拢美国。美国的主张是海洋自由，而中国对整个南海声索主权。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利益分歧容易引发冲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和努里尔·卢比尼(NourielＲoubini)等学者将视线转向经贸领域，他们认为，全球贸易的不平等越来越广泛，中美之间爆发货币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

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一方面，美国越来越难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美元霸权遭受新型大国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挑战美元霸权，人民币与美元的冲突将越来越突出。因此，货币战争存在可能。肯·米勒(Ken Miller)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会进一步增加，由于中美在就业、汇率和金融方面的政策分歧，奥巴马政策计划在未来五年出口翻一番，这必将导致与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逐渐扩大。既有体系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必将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是维护和争斗的过程。中国必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争夺更大的话语权，而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也会采取应对措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将成为中美两国的必争之的。

五、结语

由此看来，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是美国学者的共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对于推翻由美国构建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既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主要是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贸易摩擦、货币战争、贸易冲突、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议题将继续主导中美两国的发展，但这些冲突很难导致两国爆发战争。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繁荣和发展，而并非推翻该体系。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否必然会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不仅是两国政界，也是两国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幸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并都能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此问题做出符合两国利益的正确判断。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利益攸关方”、“G2”(中美共治)、“C2”(中美协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两国也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对话、中美军事热线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机制。虽然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机制的建立还不成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都是为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做出的努力。从近几年《外交》杂志发表的相关刊文来看，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需要格外的慎重。

（作者为江苏省行政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章转自《江南社会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