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联合政府决定“重新解释”战后宪法。根据由美国律师起草于1946年的该宪法第九条，当日本处于盟军占领状态时，日本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主权以及将威胁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权利。重新解释后，日本将能够在日本人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支持盟国。

安倍之所以选择重新解释，是因为修改宪法需要获得日本议会三分之二多书批准。考虑到大部分日本人仍对武力深恶痛绝，想要保证获得必要的赞成票几无可能。

重新解释宪法几乎可能会导致中国和韩国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由于安倍是前战犯的外孙，又由于他公开参拜在二战中为大日本帝国捐躯的士兵，因此中韩的抗议十分合理。

安倍与日本和平主义共识的决裂是显而易见的。但日本能够使用武力的条件十分严格，因此军国主义复辟难于上青天。更可担忧的是这对日本民主的影响：民选政府不会在连议会支持都不屑争取的情况下悍然修改宪法含义。

但是，安倍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乃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所施加的战后秩序的一部分，并受到绝大部分厌恶战争的日本人的支持。与德国不同，日本没有希特勒和纳粹党来承担战时暴行罪责。相反，战后改革者相信，需要清除的乃是植根于帝国崇拜、武士道传统和极权“封建制度”等的具体的军国主义形式。

1945年以来的日本重建过程至今仍有不少令人尊敬之处：民主、妇女选举权、土地改革、言论自由等。但将动武权从主权权利中剔除具有一个重要后果：日本的安全几乎完全交给了美国，这让日本沦为附庸国地位。正因如此，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开始，日本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恢复日本的完全主权。

这在20世纪50年代末岸信介出任首相时根本不可能。日本人还未做好准备，而岸信介本人也有污点——他在战时担任军需大臣。安倍的梦想是让它在现在成为可能——并且还要走的更远。他想恢复被日本的军事行为毁掉的昔日日本的某些方面，如爱国自豪、帝国主义制度发挥更核心的作用，甚至重新评价日本的战争记录本身。

因此，他参拜供奉帝国军士（包括臭名昭著的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出于敬仰。许多亚洲人（包括一些日本人）将此视为新军国主义信号。安倍希望他的参拜被视为重塑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国际形象。但安倍的正常化思维并不为大部分日本人所认同，更不用说其他亚洲人了。

安倍民族主义的矛盾在于，虽然他大谈主权回归和爱国自豪，但他并未让日本脱离美国的战后主宰。相反，重新解释宪法的初衷是协助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决策。

事实上，除了渴望改变战后日本秩序，安倍的举动背后的更大原因是对中国地区主宰力日升的普遍担心。只消稍稍扫一眼日本媒体，或者看一看日本书店里堆积如山的这方面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日本人有多么害怕。东京的谈论话题全都是关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进犯”的。

因此，安倍重新解释宪法完全不是真正与战后秩序决裂。中国实力的增加确实加大了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日本的主要担忧是美国不愿意冒与中国因为东海领土争端而开战的风险。除了中国的崛起，最令人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的衰落了。

日美同盟是对中国的刺激因素，中国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从而让它成为亚洲的主宰者。或者说他们的公开说辞是如此。事实上，中国的态度要比表面上更复杂、更不一致。

事实上，中国面临着残酷的选择。它要么继续生活在已经维持了很久的亚洲美式和平之下，要么直面更加独立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私下里，许多中国人可能更希望是前者。

这或许是最稳定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充满了危险。平心而论，美军的存在仍然提供了大部分行动方都能共存的秩序；但也有可能将世界最大军事强国拖入琐碎的地区冲突，在1914年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一前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伊恩·布鲁玛为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