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军事行动必须“适度、有效和正义”；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他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美国重返亚洲时，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这一次他在演讲中根本没提到“重返”这个词。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近连连取胜，但我主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睹的是一场缓慢扩散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战，当地武装力量分别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发酵。然而，即便在15万美军占领伊拉克时，我们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难看出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果断行动。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冷战后欧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赖于俄罗斯对现状的接受，即滞留在邻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呆在原地安居乐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让这一切都产生悬念，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都将感受到影响。

不过，俄罗斯的实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经济模式之上，终将受到削弱。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一直在一点点地推进领土主张，以其它地方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为掩护。它想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将美国从中国自己划出的势力范围赶出去。

Isis极端主义势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在自掘坟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曾缔约保卫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高技术军力的威胁。

可是，即便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形势仍与1939年时相去甚远。美国该作出何种回应才算恰当？我们应优先考虑政治手段：将北约(Nato)重振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民主推广俱乐部；同时建立一个同中国打交道的多边框架，让其邻国有一个不必单独面对北京的替代选择。奥巴马嘴上重视多边机制，但实际上没有怎么下功夫使其成为现实。

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轻重缓急，确立优先顺序，阐述哪些事比其他事更重要，并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事事都值得美国操心的理念算不上战略。奥巴马在表述中排错了优先事项，延续了其倍受批评的前任最初的错误，即高估恐怖主义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消极无为，让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局势在不知不觉间恶化。而且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远不足以支持现有机构，以及建立对付长期挑战的更广泛框架。

一头是新保守主义者，另一头是孤立主义者，这样的两极世界提供了错误选择。真正的战略永远介于二者之间。

（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