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任务。一年多来，中国积极稳固和拓展大国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取得了深度进展。其特点是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促进利益融合。但是，在处理各种大国关系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关键。

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加强战略互信。中美建交35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然而，两国关系却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近年来出现的“信任赤字”、“战略猜疑”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21世纪初，美国经受了“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两次重创，整体实力有所衰弱，进入战后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调整期：结束伊拉克战争，增兵阿富汗，减少在欧洲、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把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同一时期，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随后的和平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迅速崛起，2011年中国GDP达47.1564万亿元（约合7.47万亿美元），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美国的战略调整期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不期相遇而且不幸相撞，由此产生了双方对彼此的新的战略猜疑：中方猜疑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甚至是围堵中国；美方猜疑中国迅速崛起是挑战美国、威胁美国，甚至会取代美国。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迅速崛起构成了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如何消除战略猜疑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几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中美之间信任缺失的问题，通过正面引导、高层接触、互访来往、战略对话、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来释疑增信，管控分歧，不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其间，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是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习近平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与奥巴马达成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并强调，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重要前提。“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疑。”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要求进一步达成共识，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习近平提出，“在新形势下，中美关系要进取，要发展；中美合作要开拓，要创新；中美两国要互尊，要包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之后，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雅各布·卢（11月15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1月18日）和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4日）时，习近平主席每次都提及并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两国应“牢牢把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不动摇”。拜登也表示，“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充满着希望和机遇，相信我们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美方赞赏习近平主席为推动美中关系体现出的战略远见和务实态度”。

中俄关系的重点是增强战略互补。中俄地缘相近，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关系到建设性合作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调整和发展，而战略互补是基线。1992年，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是友好国家。1994年，中俄关系升格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2001年7月，中俄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俄，参加《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十周年纪念活动。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俄成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十年间，中俄签署了200多个条约和协定；建立了领导人定期互访的协商制度；妥善解决了4300公里的边境问题；双边贸易额增加六倍，达到600多亿美元；互办国家年，人文交流从高层到基层有很大的发展；在亚太和国际问题上，两国加强协调和合作。从目前来看，中俄关系着重要解决的是改变政高经低的情况，为战略互补注入新的动力。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中俄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倍，2012年达882亿美元，但双方所制定的目标仅是2015年达到1000亿，还赶不上目前中韩之间的贸易额。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接班后高度重视中俄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的首站即是俄罗斯，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3月22日，在会见普京总统时，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强中俄全方位战略合作，俄方表示认可，双方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2013年9月在参加圣彼得堡G20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确定在16个领域开展50项合作，推进中俄战略互补的协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2013年10月，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与李克强总理举行第十八次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双方重申全面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的任务，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梅德韦杰夫总理时指出，中俄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和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对两国和整个世界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中俄加强战略互补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的各自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的共同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欧关系的重点是加强战略互动。中国与欧盟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隔广袤的俄罗斯、中亚、中东、近东和东欧地区，双方并没有直接的地缘连接。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战略互动的历史。冷战时期，中欧关系基本上处在对立状态。当时，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之间很少有接触和官方来往，其六个成员国中，仅荷兰与中国有官方关系。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热，先是欧共体六个成员国全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是欧共体副主席索姆斯访华，双方达成协议，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交，开创了中欧关系的新阶段。之后，中欧关系呈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政治往来频繁，1975年至1989年中欧贸易额增加了八倍多，1985年双方签订了新的贸易与合作协定，将双边贸易关系拓展到整个经济领域。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共体及其成员国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中止与中国的政治往来并实施武器禁运，中欧关系进入了低潮。所幸这次低潮比较短暂。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积极变化使中欧关系得以恢复。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欧关系是属于两个对立阵营但并没有直接地缘冲突对抗的关系，七八十年代变成面临共同威胁而位处地缘结构两端是相互倚重的关系，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之间已开始形成一种跨越空间的战略互动关系。1993年欧洲共同体改名为欧洲联盟（欧盟），从1995年起，欧盟先后发表了五份重要的对华关系文件：《中国—欧盟关系长期发展》（1995年）、《建设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中国战略》（2001年）、《成熟的伙伴关系》（2003年）和《欧盟—中国：紧密的伙伴、增长和责任》（2006年）。对此，中国作出了积极的互动反应。2003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别和地区性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确定了发展中欧关系的目标和要求，具有里程碑意义。2005年迎来了中欧建交30周年，双方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认定中欧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重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欧关系在战略互动的推动下正逐步进入成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2013年是欧盟命名20周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使其成员国增至28国。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十分重视中欧关系。3月24日至26日，李克强总理就任后即访问了瑞士和德国，提出中欧双方应相互尊重、务实合作、良性互动。11月21日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会晤前一天亲切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次会晤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宣布启动中欧投资协作谈判，打造中欧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合作新亮点。半个多世纪曲折起伏的战略互动，已使中欧关系达到较高的依存度。目前，中欧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起点，呈现出强劲的战略互动势头。推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是中欧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中日关系的底线是战略互惠。“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四十年曲折”是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了起伏跌宕的态势。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陷入僵局，跌至冰点。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情况有所好转，10月安倍访华开启“破冰之旅”，向中方首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4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了一次“融冰之旅”，双方初步确定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5月7日双方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完善了中日战略互惠的原则、内涵、要求和目标。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推进中日战略互惠的基本看法，提出要以战略互惠的精神着重解决中日双边的历史问题和领海争端、多边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问题。在战略互惠的精神推动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次“大起”。双边贸易额增加到3400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两国人员往来上升到500多万人次，友好省份和城市增加到250对，每天有近百个航班约1.8万人往返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然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的一些老问题相继升温，历史纠纷和主权争端相互交织。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挑动下，日方演出了一场“购岛闹剧”，引发了“钓鱼岛危机”，造成两国民意对立，关系对抗，导致中日关系4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落”，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底线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在谈到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和曲折性时，邓小平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永远发展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一切问题的重要性。”1987年6月4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民党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世代友好，“这是客观决定的，从地缘政治上说也应该如此”。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严峻时刻，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话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接班后，从大局出发，从我国核心国家利益着眼，既坚定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而不破”，始终掌握住两国关系的主动权。2013年9月5日，在G20圣彼得堡会议开幕之前，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进行了五分钟的站立交谈。习近平主席对安倍首相说，双方应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日方应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确处理钓鱼岛、历史等敏感问题，寻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安倍表示迫切希望改善中日关系。钓鱼岛危机使中日合作受到很大的干扰，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我们相信，两国的合作基础依然存在，两国友好的民间基础依然存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避免双方擦枪走火，创造条件对话协商，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回到战略互惠的轨道上也并非不可能。

中金关系的特点是推进战略互利。这里的中金关系是指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其中中俄是大国，那么印度、巴西和南非呢？把金砖国家组织整体纳入大国关系范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突破点。中国的大国外交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欧洲和北美了，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中的大国或国家集团了，也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发达市场国家，大国关系的范围开始扩大到第三世界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印度、巴西和南非开始以新兴大国的身份登上大国平台。金砖国家从四国发展到五国，人口占世界42%，GDP占全球产出17.5%，正成为新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非常重视中金关系。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6日至27日访问南非，并参加在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离京前，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他指出，金砖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其宗旨是“构建伙伴关系，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在德班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了南非总统祖马、印度总理辛格和巴西总统罗塞夫。他向祖马表示，中南共同努力，建设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他对辛格说，世界需要中印共同发展；他与罗塞夫达成共识，加强中巴合作是坚定的战略选择。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将继续与金砖国家加强互利合作，使金砖国家经济上更加强劲，合作框架更加完善，合作成果更加丰富。这次会议发表了《德班宣言》。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期间和会议过程中多次阐述的中金关系的战略互利、合作共赢精神在该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重要基础：义利并举义重于利》，转载自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