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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
沈志华
发表时间:2013-09-09 11:24 来源:读者推荐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着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一方面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另一方面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却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反过来对朝鲜战争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后果?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做了让步,即放宽了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条件: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

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不过,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1月5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二)

尽管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声明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讨论,但是军方和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军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逊1月12日演说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时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底。

以后,随着共和党在国会的煽动,中美关系因北京军营事件而激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麦卡锡事件的发生,国务院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艾奇逊则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1950年4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4月27日海南岛解放,5月16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国务院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5月17日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国务院,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

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在5月24日已经劝告美国公民,除非他们在那里还有非办不可的事情,否则还是离开该岛为好。

军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

在国防部里,从4月至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

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肯定给艾奇逊带来了不少麻烦。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

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这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他先后在5月30日和6月9日向艾奇逊提出二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实行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着称的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提出了“保台意见书”。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6月24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1949年12月23日和1950年5月4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20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三)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以朝鲜爆发了战争为理由和借口,其结果,又反过来对朝鲜战争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直接结果是把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本来是杜鲁门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而使朝鲜战争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艾奇逊在建议使用第七舰队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美国不应与蒋介石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的地位问题可由联合国来确定。

国务院随后又发给其外交和领事官员一份秘密传阅的电报解释说,关于第七舰队北上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采取的一项紧急防卫措施,我们对有关中国政府的政治问题不存在什么偏见”。

艾奇逊的本意可能是想维持朝鲜战争前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曾经设想过的一个方针:首先抛弃蒋介石,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台湾自治或独立,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范围。但是,美国出动海军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其实际结果是保护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巩固和加强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统治。

早在1948年11月,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与美国秘密接触,表示愿意在美国的支持下,说服蒋介石不来台湾,从而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

在12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也提到“台湾中国人”找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要在台湾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商讨正在进行中。洛维特说,“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10年后的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跟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

尽管1949年1月蒋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并把巨额黄金、外汇和大批军火运至台湾,但美国仍未放弃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2月3日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2号文件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

随后,国务院便派驻南京领事利文斯通·麦特钱秘密去台湾活动。艾奇逊指示他应广泛接触台湾各阶层人士,并向陈诚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陆国民党人士去台,吸收台湾人参政,“美国可以答应给予经济援助”。但麦特钱到台湾后发现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不能依靠,“而台湾一些主张独立的团体目前又各自为政,政治上无知,组织上一塌糊涂”,也不能依靠。

后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又相继提出了由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归属或立即实行对台湾的国际托管的方案,以此达到分离台湾,把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弃于台湾之外的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分离台湾的难度增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人开始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到处宣传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在技术上还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美国做为占领国就有权对它承担某种保护义务。

麦克阿瑟在12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的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

正是这种台湾地位未定的理论,成为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中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借口。然而,蒋介石坚决地并且一贯地排除任何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可能性。国民党凭借着几十万军队和大量黄金、外汇,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牢牢掌握着对台湾的控制权。以致司徒雷登叹道:“委员长不点头,台湾不可能有任何变化”。

不过,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都认识到,“美国正在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的地位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这是杜勒斯的原话),因为如果把台湾看作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顾维钧和蒋廷黻还遵从杜勒斯的意见,一再给台湾去电,劝请台北“勿再激烈反对并攻击美国的主张”。

蒋介石深谋远虑,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不被分离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复其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国,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伺机反攻大陆。因此,1949年11月1日,由“外交部长”叶公超给蒋廷黻发了一份专电,传达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的指示。该指示一方面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眼前我们可以支持美国的建议,即请求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湾现状,并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宜之计,予以接受”。

责任编辑: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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