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需要建立一个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路线图。缺乏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对于战略转型来说是真正的危险。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不仅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也会提供实际的工作程序。 

中国人经常抱怨美国的政策是不连贯的，不仅在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美国则经常抱怨中国政府说的和做的不同，和没有完全履行中国在军事上的接触与承诺。一个美中战略路线图会帮助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我建议未来这个路线图要包含七点。

第一，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应当经常会晤，并且带上他们各自重要的助手。这些人之间应当彼此高度熟悉，但现在并不是这样。这种实质性的会晤每年应当有三到四次。 

幸运的是，G20峰会、APEC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以及可能的东亚峰会)提供了定期接触的机会。但这需要围绕长期框架议程(即战略路线图)有一个实质性的半天或一天的接触，而不是仅仅在发布会议公告和研究事务处理当天的会面。这些定期的两国峰会可以放在2013年下半年举行，而在上半年应当达成定期峰会在双方首都分别举行的协议。

第二，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各自需要一个没有争议的联络人，这个人负责联络两国关系。在美国方面，这个人应当是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高级官员，他可以在整个政府内部自如地沟通。在美中关系架构中，美国需要新的亨利？基辛格。在官方领导人会晤之外，秘密管道是必须的。 

同样地，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基辛格。中国体系当中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缺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位可以横跨政治、安全和经济议题的高级官员。这两位联络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对美中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全球方面，美国和中国应当启动一个实际项目，以使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做。我们所熟悉的叙利亚僵局，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但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其它问题(比如多哈回合、气候变化和核裁军)，美中两国都有兴趣证明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起作用的并能产生实际效果。 

而且，中美战略合作的新阶段，将会使G20峰会在面对全球金融和宏观挑战应对方面更有效率。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恰当功能的G20峰会会变得更加重要。中美两国都应当在潜在的全球合作中确定至少一个领域，并通过双方的努力取得全球范围内的成果。这将让彼此之间以及全世界确认，中美能够使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 

第四，在地区方面，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含这样的原则，即如何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我去年早些时候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时提出了这一点，2012年9月在新加坡全球对话中再次谈到。在新加坡时，我提到了应如何建立一个新“太平洋主导模式”。这既不是“美国主导模式”也不是“中国主导模式”，这涉及到与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相关的战略和概念上的语言。 

除了语言方面，“太平洋主导模式”应当包括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别的信心和安全措施，这将有助于帮助解决纠纷和阻止因误判造成的冲突。东亚峰会和东盟+8国防部长会议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一个迅速可行的机制。 

第五，美中两国军方需要更密切的工作关系。目前，在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层面上，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战略与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应当提升至部长和参谋总长层面上。这种双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应当在两个军事大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应集中于一个避免和处理海上和空中突发事件的广泛协议上。 

第六，超越政治与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括一个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日本，以及中国和印度都应在其中。一个真正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会管束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因素，这会帮助这一地区更好地改变。 

APEC 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APEC没有将印度纳入其中。我们现在需要进入地区经济一体化新阶段。东亚峰会可能会发挥作用，因为它包括印度，并设立了一个政治、安全和经济议程。这为中美关系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主动的积极工作议程。 

最后，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整合成一个新的中美《上海公报》。自中美上个公告发表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了。那是在邓小平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时签订的。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奠定美中战略合作基础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因此，中美到了一个制定新的公告的时候了，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新的经济与战略环境。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澳前总理、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