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指责源于不同分析

互相指责源于两国截然不同但是对等的分析。一些美国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一些人担心，中国能够通过外围的一系列岛屿链确保占支配地位的海军力量。而且，这样一个屏障一旦出现，那些依靠中国贸易、不确信美国反击能力的中国邻国可能会根据中国的偏好调整自己的政策。最终，这将导致一个统治西太平洋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集团的出现。

没有中国政府官员公开宣称过这样一项战略作为中国的现行战略。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战略恰恰相反。

美国的战略关切被与整个非民主世界作战的意识形态倾向所夸大。一些人认为，受国内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的雄辩和实践的联合作用推动，专制政权骨子里难以相处。在这些理论中——美国左翼和右翼阵营中都有拥趸者——与中国的紧张和冲突超出了中国的国内结构。这些理论断言，世界和平将来自于民主的全球性胜利，而不是来自于呼吁合作。

就中国方面而言，他们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

美中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美中关系不应当被认为是零和游戏，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出现本身也不应当被假设为美国的战略失败。

一项合作的战略将挑战双方的先入之见。美国历史中鲜有经历涉及到一个具有如此规模、如此自信、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具有如此非凡的国际视角但是却有着如此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国家。中国历史上也缺乏与这样一个同为世界大国、在亚洲永久性存在、世界观与中国观念背道而驰、与中国多个邻国结盟的国家打交道的经验。

最简单的战术是坚持用更大的财力和物力压倒潜在对手。但是，在当今世界，这几乎不可行。中国和美国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作为彼此持久的现实存在。彼此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委托给对方——没有大国可以长久地这样做——而且每个国家都将继续追求自身的利益，有时是以对方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双方都有责任将对方的梦魇考虑在内，而且双方都将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自己的现实政策一样，都能增加对方的猜忌。

中国最大的战略恐惧是一个或多个外部势力将在中国的外围建立军事部署，从而能够蚕食中国的疆土或是干涉中国的国内体制。过去当中国认为面临类似威胁时，都会直接与这些国家交战，而不会冒任其有“集结”趋势的风险。

美国的恐惧——有时只是间接表达出来——被一个排他性的集团赶出亚洲。美国与日本和德国进行了世界大战来避免类似结果的出现，并且在民主共和两党当政期间都施展了其最有力的—些冷战外交来对付苏联。

那么，对于霸权的恐惧和对于军事包围的梦魇之间是否可调解呢?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空间，双方都能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而不必将自己的战略军事化?对于拥有全球实力，却有着分歧的，甚至在部分程度上相冲突的，具有雄心的大国来说，冲突和让步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什么?

双方都必须了解，表面上传统和合理的过程可以通过细微的差别引发对方最深刻的担忧。它们应当共同寻求界定和平竞争的范围。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明智的解决，军事对峙和支配都能得以避免;如果没有，紧张局势升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现这一空间，如果可能的话，将其拓展，并且防止双方关系因为战术和国内的命令而倾覆，这就是外交的任务了。

两国共建太平洋共同体

鉴于美中关系如此全球化，且承受着两国国内及其之间如此多的不同压力，危机管理将不足以维持这种关系，因此我赞成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这一设想，希望中美两国至少在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上能够产生目的相同的意识。但是如果有一方将这项事业作为打败或损害对方的更有效途径的话，那么建立这一共同体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中国或美国受到有计划有步骤的挑战，双方不可能注意不到。如果这种挑战被发现，就会受到抵制。两国需要致力于真正的合作，找到沟通的途径，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和全世界。

在这一方向上，双方已经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步骤。比如，美国已经开始与其他一些国家就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展开谈判，这一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国与亚洲连接在一起。这种安排可能是迈向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一步。

奥巴马已经邀请中国加入TPP。然而，美方人士提出的加入条件有时似乎需要中国国内体制发生根本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该协定可能被北京视为孤立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另外的类似安排。它与东盟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过谈判，而且提出与日本和韩国谈判达成东北亚贸易协定。

双方都有重要的国内政治考量。但是如果中美将对方推动达成贸易协定的努力视为孤立战略的一部分，那么亚太地区可能沦落为相互对抗的敌对国家集团。

北京和华盛顿面临的重要抉择，是迈向真诚的合作还是陷入国际对抗历史模式的翻版。两国进行了共同对话，它们甚至为此成立了论坛，即战略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在紧迫的问题上，这种对话是有成效的，但是对于最终建立真正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微不足道。如果经济领域不建立起全球秩序，那么在更加情绪化和难以实现双赢的问题上，比如领土和安全，要取得进展，所面临的障碍可能变得无法逾越。

(文章转载自新华网，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国务卿、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