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经济的任务令美国人在自我相信与自我怀疑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两种两极化的混乱思维都包含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必须独自承担这个任务。

坦率地讲，美国人应当更好地学习本国历史，多给自己一点信心。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并非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过许多帮助，其形式就是结交了贸易伙伴，并得到他们大量的直接金融投资。在我国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那些伙伴基本上都是欧洲人，而跨大西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贸易关系——而非随之产生的军事同盟关系来决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共同富裕起来，并因此确定了共同的未来。军事合作的产生是为了保护这种贸易联系——两者的关系并不能倒置。

给民主的天使披上浪漫的外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西方近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收入的增长受到威胁时，民主以及政治上的宽容会是多么脆弱。简单讲，创造财富对于民主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

这一基本事实激发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一项大战略：我们会捍卫自由，但我们也会拓展自由贸易。正是这一美国核心大战略在过去70年里从美国经济的角度改造了这个世界。于是，我们只要把“分离”转变为“联系”，把孤立的意识形态转变为联动的贸易，我们就能“赢”。

请不要欺骗自己说，美国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需要通过强大的敌人来证明扩大军费开支的正确性)能够确保美国颇为虚幻的“全球霸权”维持到第二个世纪。新保守主义派的甜言蜜语为我们国家划定了一条糟糕的航线，因为他们强迫我们去对抗的那股恰恰是决定美国复苏的力量——那就是中国。

假如下一个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而且有诸多证据证明了这一大趋势)，美国就必须设法利用亚洲的巨大储蓄资源，为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注入资金。耗费数十年时间形成的这一储蓄资源令中国明智地跻身亚洲生产链的最高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实现大规模财富转移。这样的经济交流，再加上我们向亚洲提供的基础性集体安全，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以及对外援助成就——帮助数亿贫穷的亚洲人加入全球新兴中产阶级的行列。

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中产阶级把美国经济的未来与亚洲经济的现在捆绑在一起。我们的企业界深深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政治精英却置若罔闻。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说过一句名言：一家企业只有在中国取得成功，才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我会再加上一句话：如果想取得成功，你就必须变成中国人。这就是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的真实状况，因为它希望扶植国内的民族企业。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直接投资正注入疲软的美国企业，但数额与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比起来依然少得可怜。从年投资额的角度来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还没有突破100亿美元的水平。另一方面，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同意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说法，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必须连续数年达到每年2500亿美元以上，才有利于美国重振本国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家却更喜欢围绕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实力等问题争论不休。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政治精英都别有用心地选择一种彼此对立的思维方式，以此来体验“当领导的感觉”。

(文章转载自新华网，作者系美国维基战略网站首席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