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会16日到18日在日本长野县举行。首相岸田文雄很重视即将在其家乡召开的G7峰会，为了体现所谓的“领导作用”，甚至“夫人外交”也被搬了出来，岸田裕子16日专程访美。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远胜以往，自民党前干事长谷垣祯一日前直言，岸田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在危机后的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用岸田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他在推行“彻底的现实主义”。这里面其实隐含着危险倾向。

何谓“彻底的现实主义”？岸田在今年1月访美时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外交需要有防卫能力作为后盾”。为了提升所谓“防卫能力”，岸田政府已经大幅修改安保政策，通过了历任政府都未能实现的防卫费倍增计划和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可以实现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

成为世界大国，是日本主流政治力量长期以来的目标。即使是提出“重经济、轻军备”、为战后日本制定“吉田路线”的前首相吉田茂，也没有否定过“再军备”，他只是认为在经济孱弱条件下“再军备”没有意义。真正的“吉田主义”，并不是经济和军备的二选一，而是认为实现目标要有先后，吉田也认同日本要恢复大国地位。岸田政府曾多次提及，将继续沿着“安倍路线”前进。安倍晋三念兹在兹的也是“恢复二战前的荣光”，那曾是日本国际地位的一个高点。所以在执政期间，安倍致力于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印太战略”“四方安全对话”“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日本首先提出或者主导的国际机制与架构得以建立。

在追求成为大国过程中，依靠“最强的盟友”，树立“对立面”，也是日本外交的一个传统。20世纪之交，日本依靠的是英国，针对的是俄国。到了二战期间，日本又与德意站在一起。马国川在《国家的歧路》一书中提到，1940年时整个日本社会充满“一定要赶上最后一班车”的氛围，即一定要与德意组成联盟，在那时的日本看来，“轴心同盟是登顶世界之巅的绝佳路径”。《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作者秋田浩之也曾谈及日本在1940年的抉择，但认为那次选择让日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今站队美国，则是吸取上次教训后的“正确抉择”。事实上，日本的这两次选择从方法论上来看并没什么不同。

在当前的日本外交战略中，中国被看作“对立面”。“对立面”不一定是敌人，如同二战前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将自己视为黄种人代表，将那时的美欧视为对立面一样。不容忽视的是，在战略思维上，日本习惯用零和思维来看待一切。安倍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21世纪日本外交和安全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与中国相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安全关切’，但实际上就是‘威胁’”。将中国看作“威胁”的那些日本政客大多有一个奇葩的逻辑，即认为“你得就是我失”，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日本战略地位的下降。这种“威胁论”同时也有工具性的一面。通过树立“对立面”，夸大“威胁”，日本近来“难得”地实现了“意见一致”，岸田内阁之前在低谷徘徊的支持率如今呈现上升趋势。

日本外交的这种做法暗藏危机。日本主流意见认为，现在日本选边美国的确是“现实主义”的体现。不过，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中谈到了日本特有的“现实主义”的几个特点，即现实主义就是对现状的消极认可、现实主义的一元性（不容许有其他选择）、现实主义来源于权威势力观点等。日本现在的选择并未脱离当年丸山的批评范畴。比如零和思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主张对话、双赢的观点则被视为“幼稚”“不现实”等。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让日本最终陷入深渊。当年的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很像是在重复当年的逻辑。

有一些人认为，中美博弈加剧和乌克兰危机是造成日本当下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做法的主要原因。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只是将这两件大事视作其大国化战略的“绝佳杠杆”。就对华外交而言，按照安倍自己的说法，他第二次执政的7年8个月，81次出访，同外国首脑会面时几乎都会谈及“中国军力迅猛发展和海洋扩张”，安倍还对奥巴马执政后期对华态度不够强硬颇有微词。而乌克兰危机也只是东京用来强调所谓“中国威胁”的一个说辞，所以日本才会生硬地将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安倍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岸田宣称“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岸田政府当前推行的“彻底的现实主义”，很大程度建立在诸多错误逻辑之上。而其自身外交传统与习惯，又在巩固和加深这些错误逻辑，这才是日本外交的真正危险所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所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