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先进技术的分布并不均衡。一些国家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而另一些国家仍未掌握发展新技术的手段。那些已经遥遥领先的国家通过制定机制来遏制新竞争者，有选择地控制其他国家获得其最先进技术的机会。早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谴责，他将其描述为“踢开梯子”行为。2002年，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再次提及这一概念。

在国际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至关重要，它们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粮食生产、国防能力、药品研发和国家财政结构等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越先进，这个国家就越发达，在国际事务中也就越有发言权。

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设法通过诸如经济规划、保护本地企业和制定产业政策等措施实现工业化。但是，那些在国际经济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却对这样的政策表示谴责，它们认为国家的干预扭曲了经济秩序，阻碍了自由贸易，助长了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和与自由竞争原则相悖的产业政策的滋生。

批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政府还对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和企业施以制裁。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例如1987年12月21日，《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日本政府实施“逆向工程”政策，抄袭盗用美国的技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工业化战略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篇文章提到，日本企业绕过美国的相关法规，向苏联出售涉及美国技术的工业设备，另外还提到了英特尔和日本NEC公司之间的法律纠纷。当时，NEC公司正在开发“V系列”微处理器，尽管这种处理器并未使用英特尔的微程序技术，但英特尔依然提起诉讼，声称NEC研发的微程序虽然看上去和英特尔的并不相同，实际上却是英特尔的复制和衍生。在那个年代，美国公司就利用“踢开梯子”战略阻挠日本公司的发展；而如今，半导体再次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

美国实施贸易制裁，封锁技术，在多边机构中拥有一套“话术”，这些都非常值得讨论。例如，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循某些规则，而自己却对这些规则置若罔闻。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在其2007年出版的《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中对这方面进行了分析。他在书中向正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指出富裕国家的发展战略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自由主义思想。

他发现，美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其实存在着矛盾，美国一直在两位开国元勋的思想传统之间挣扎：一边是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倡导的产业政策，另一边是《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格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赖纳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一贯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解决这种对立的方法就是，让杰斐逊派负责“说”，让汉密尔顿派负责“做”。

观察美国经济我们不难发现，令美国企业脱颖而出的创新技术，许多都来自国防、航空航天、能源和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投资。例如，智能手机使用的领先技术，来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领导的研究项目。公共资源也是先分配给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然后其创新成果再开放给私营公司。

在经济全球化受到制约、经济效率让位与安全考量的当下，美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保证其在工业、军事和技术领域的霸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拜登于8月9日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承诺投资约520亿美元，以提高美国制造的半导体产量，解决供应链漏洞，从而在美国生产更多商品，重振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的领先地位，并加强美国在国内外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美国政府支持的另一领域是增材制造，也就是俗称的“3D打印”。今年5月6日，拜登与美国五家头部制造商共同宣布“增材制造前进计划”启动，这是大型制造商之间的一项自愿协议，以帮助美国中小型企业增加3D打印技术的使用。白宫表示，该计划旨在创建更具韧性和创新性的供应链，发展未来产业，克服限制采用增材制造等新技术的协调问题，并通过投资区域制造生态系统，加强美国的本土创新和制造能力。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的建立。ARPA-H成立于3月15日，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旗下的一个独立实体，旨在加快卫生健康领域从分子到社会各个层面创新性突破的应用和实施，建立彻底改变疾病预防、治疗和治愈的平台，支持“用途驱动”理念，重点解决实际医疗问题。

最近美国还提出了一项全政府倡议，推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其中，该倡议寻求加强并协调联邦政府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研发关键领域的投资，将初步研究成果加速转化为实际应用。

为什么要提以上几个例子？因为美国政府总是对任何寻求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展，提高自身工业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这时我们不由得回想起赖纳特的话，再次注意到美国自相矛盾的言行：它抵制其他国家制定产业政策，而自己却利用保护主义政策来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更加坚定地组织自己的战略，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发达国的行事逻辑，那就是永远说一套做一套。

（作者Marcos Cordeiro Pires为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