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23日指责美国在多个国际问题上对土耳其采取不公正对待，要求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采取公平立场。此外，土方还表示，如果美国不向其出售F-16战斗机，就将考虑采购俄罗斯苏-35战机。

虽然土耳其长期追求西方化，是北约成员，但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龃龉不断。近期，土耳其对上合组织表示出的浓厚兴趣，被舆论界解读为其想追求在对外战略方面对西方的平衡或战略多元化。而当前上合组织的欧亚属性和开放属性随着发展得到进一步体现，这也在地缘和文化层面更加吸引土耳其。

就外交而言，从21世纪初的“零问题外交”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重返中东”和“四面出击”，再到俄乌冲突以来在乌克兰、俄罗斯、欧洲、美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土耳其利用自身地缘优势，通过不断的战略调整，实现了相对于冷战时期战略空间和国际影响的拓展，但也遭遇了深刻的困境、挑战乃至挫折。

历史表明，土耳其的多元身份与对外战略结合是否成功，构成了影响土耳其外交成败得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多元身份与土耳其对外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基于历史与现实，土耳其对外战略有以下特点和趋势值得注意：

第一，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但斗争更加突出。土耳其自凯末尔革命以来便把西方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成为西方所推崇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灯塔”。但土耳其融入西方的进程却远没有完成，除1952年土耳其通过加入北约成为西方军事同盟的成员外，土耳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融入西方的进程一直异常艰难。例如，土耳其于1959年便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的申请，但直到2005年10月，欧盟才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双方的谈判不断受挫并自2018年以来基本陷入停滞。

此外，土耳其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可谓矛盾分歧不断，特别是在军售、人权、库尔德、居伦运动等问题上矛盾尖锐。因此，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尽管仍会维持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格局，但就演进的趋势看，土耳其与西方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政治和安全关系等领域的分歧和裂痕将不断加剧，并重塑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第二，“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和阿联酋均存在深刻矛盾，双方的矛盾始于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不同立场。自2021年4月以来，土耳其与上述三国的关系均出现了缓和迹象，特别是进入2022年后，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领导人频繁进行高层互访，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虽然土耳其与沙特等国就穆兄会问题矛盾缓解，但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综合看，对于曾经统治中东的土耳其，它与中东国家的矛盾既有复杂的历史纠葛，更有争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冲突。

第三，土耳其在推动“突厥语国家组织”合作方面雄心勃勃，但难有实质进展。“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这是冷战结束30多年来突厥语国家合作从历史、文化、语言和经贸领域向政治、外交领域拓展的结果，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多边合作机制的加强和完善。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具有难以割舍的泛突厥主义情结，另一方面，在大国追求及地缘政治抱负驱使下，土耳其渴望利用泛突厥主义推动突厥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进而在欧亚大陆腹地发挥领导作用，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

但由于泛突厥主义本身的乌托邦色彩和突厥语国家内聚力有限，突厥语国家组织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使其很难在政治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大有作为。而且，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难以引领“突厥世界”一体化进程。另外，若土耳其过度介入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事务，不仅会引发突厥语国家的担忧与反感，更会有加深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矛盾的风险。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