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以来，美国政府密集祭出《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芯片制造设备技术出口管制新标准和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出口禁令“三板斧”。如同科幻小说《三体》里“智子”封锁人类物理学一般，美方对用于不同产品类别的不同芯片制程实施“精准打击”，展示了其分层次进而整体迟滞中国芯片产业进步的野望。

整体而言，美方针对不同芯片制程而划出的三道“红线”针对中国产业需求步步设限，意图无疑是把中国芯片行业从最高端的技术领域排除出去，但同时也在相对低端的技术领域持续地为欧美西方上游企业留出丰厚的利润空间。相对欧美及其盟友，中国的芯片设计水平远超制造及其所需的装备水平。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需求扩大，华为、小米、大疆、字节等中国科技企业对芯片的需求大幅提升，并已开始自行投身芯片研发。但在更为高端的顶尖芯片设计上，美方仍在从源头上努力“卡脖子”，试图延续中国科技企业对高通和英伟达等美国企业的依赖。而在芯片制造和设备技术上，美方最近一系列的举动也阐明了决心。

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签署的“芯片法案”一方面对本土芯片制造产业许诺高额补贴，一方面毫不掩饰地阻止芯片企业在中国升级扩大产能。该法将28纳米以下芯片制程划为“先进制程”，限制接受该法补贴的企业在中国等“特定国家”投资或扩大先进制程产能。曾在台积电担任高级副总裁和总法律顾问的Richard Thurst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8纳米制程是芯片制造工艺进入“先进制程”的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它是应用鳍式场效应晶体管（FinFET）技术之前的最后一个制程节点——芯片算力和集成度大大提高，更是从二维芯片向三维芯片的飞跃。因为算力优势，28纳米以下FinFET制程事实上成为制造通用处理器，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所需芯片的必要条件。

中国企业已能在28纳米制程量产芯片，并正在向更小纳米数的制程前进。但倘若因“芯片法案”境外芯片企业不能扩大在华先进制程产能，国产芯片的顶梁柱中芯国际（SMIC）等企业在更先进制程上的前进的注意力可能被分散。借助进口技术，中芯已经能够量产14纳米和12纳米的制程，并成功完成了7纳米制程的初步生产。有报道指出，代表国产光刻机最高水平的上海微电子（SMEE）生产的28纳米光刻机已在最后完善阶段。尽管它们已站在28纳米这个关口上眺望更先进制程和FinFET技术，但倘若中国境内的28纳米和14纳米产能持续不足，中国企业将被迫聚焦这两类制程的产能，放缓迈向14纳米以下更先进的制程的探索。

在通过“芯片法案”进行“利诱”的同时，美国近期的两项举动还在产业链上游“威逼”企业。据彭博社等媒体7月底报道，美国商务部稍早不动声色地禁止对华出口可用于14纳米以下制程的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和技术。此前，这一项出口管制仅限于10纳米以下制程，而最新的14纳米规定则更为严苛，但与“芯片法”里的28纳米“划线”相比，又相对宽松一些。“一宽一严”间的奥妙是为了响应美国商界的呼吁，即在“长远”打压中国芯片科技的政治利益和“当前”的美国商界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微妙“平衡”。

这一项出口管制影响的是向中国芯片代工厂提供设备、材料和技术的芯片制造上游设备和技术厂商，如泛林半导体（Lam Research）和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对美国厂商而言，如何及时实现围绕14纳米制程的各项装备和技术的利润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利益所在。目前，这种商业利益主要来自中国的芯片代工厂的采购。考虑到上海微电子生产的28纳米光刻机已在最后完善阶段，而28纳米光刻机所采用的深紫外光微影技术（DUV）可以一直向下延伸到14纳米制程，将芯片制造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划线”在14纳米，既保障了美国商界在中国突破自主的14纳米技术之前尽可能久地最大化利润，还配合“芯片法案”中对中国的限制，以“双保险”最大限度地延滞中国在更小的纳米数制程上的发展。

8月1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一批出口管制项目名录，包括设计全栅场效应晶体管（GAAFET）结构半导体所必须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GAAFET技术与此前介绍的FinFET相比，更加提高了芯片集成度，能自5纳米以下进一步缩小制程纳米数，从而进一步提升芯片算力。对更前沿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虚拟现实等对算力极度渴求的应用技术，GAAFET技术制造的芯片有望提供更高维度的新增性能。

这一禁令将限制中国本土芯片设计企业的顶尖芯片的设计能力。与上述其他限制措施结合考量，在此被严格控制的范围内，大量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被允许购买EDA软件和制造代工服务，却不允许制造，从而为美国商界贡献市场及利润。

美国当下的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芯片创新制造了壁垒，在美国本土的反响也褒贬不一。根据“芯片法”，覆盖从设计到生产全产业链的英特尔有望收获大笔补贴，而自行设计芯片但将生产交由代工厂的其他企业则受益有限，这也使得美国其他芯片企业一度心生疑窦。该法偏离了美国多年来奉行和鼓吹的以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为主流的市场经济哲学，被《纽约时报》称为“几十年来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最大干预”，也在美国内部引起巨大争议。共和党籍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美国原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在《华尔街日报》言论版撰文批评此法称，美国政客似乎忘了自由竞争才是美国成功的秘诀，走向了由华盛顿指挥企业的计划经济道路。

发展中国家一直指出，自身陷入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不公正、不合理之处，而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固化国际分工格局难辞其咎。美方在芯片领域对华的“步步惊心”为此又增加了新的注脚。

（作者王一帆曾在美国芯片企业负责高端模拟芯片设计，后为美国执业律师，负责高科技行业的专利诉讼和战略；作者王子辰系资深国际传播业者；文章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