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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新的克里米亚战争与俄罗斯的帝国转向
发表时间:2022-05-27 11:43 来源:国际网
历史上,俄国在欧洲失去的,以征服亚洲来“补偿”。历史不会重演,可节律差不多。不过,相比19世纪下半期,世界已经变了,帝国时代结束了,而可以让俄罗斯帝国进行“大陆扩张”的落后地区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而言,俄乌战争或许是帝国冲动的终点,超越帝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其可行的选择。但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远远没有将这一方案作为选择。如此撕扯的俄罗斯,依然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俄罗斯问题”。

俄乌战争已经三个月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帝国梦想遇到了西方霸权的暴击。普京总统在2月21日的电视讲话,让笔者断言,俄罗斯的战略出现了重大转折,甚至偏离了帝国一直以来的传统。

在俄罗斯历史上,与俄乌战争最接近的莫过于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便是俄罗斯帝国战略传统的重大偏离。自彼得一世打完北方大战而称帝之后,俄罗斯一跃而跻身欧洲强国行列,逐渐接受和融入欧洲的“均势体系”,俄罗斯在此之后所获的欧洲土地大多并非仅仅依靠战争征服,而是依靠外交谋略,与欧洲列强共同“瓜分”。然而,俄罗斯的帝国底色和基因在欧洲霸权体系中难以施展,克里米亚战争是一次重大挫折,俄罗斯调头向东,半个世纪之后,俄罗斯成为世界性大陆帝国。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僵局,面对西方,尤其是更加强势的欧洲国家,俄罗斯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遭遇一场“克里米亚战争”式的局面,未来俄罗斯是否会强化“东向”战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欧洲遭遇的损失,在亚洲找回来?

帝国与霸权,在本文的论述中,只是作为一个学术分析概念,指代的是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与战略取向。简单来说,帝国是征服性、等级性的政治秩序,帝国具有鲜明的文明论色彩,帝国中心不承认边缘的平等地位,帝国的文明使命就是拯救和教化蛮族。霸权则是平等者中的老大,强国或者霸权国承认其他成员的存在合法性,地位有区别,但共享基本的文明规则。欧洲的均势秩序就是典型的霸权秩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的《乌得勒支和约》确立了均势秩序,且成为欧洲列强有意识的战略。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俄罗斯与瑞典的“北方大战”几乎同时,且延续的时间更久,到18世纪20年代,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霸权体系的一员,罗曼诺夫家族与欧洲王室之间的联姻不断,战争、结盟、外交、联姻等都是维持霸权秩序的手段。

从俄罗斯在欧洲霸权体系中的行为来看,俄罗斯远非“战斗民族”,纵观俄罗斯在欧洲领土的扩张,很难说是一种帝国征服,而是依靠外交谋略或者搭乘便车。三次瓜分波兰便是俄罗斯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领土,以至于波兰亡国。事实上,从11世纪开始,欧洲逐渐基督教化之后,建立一个大帝国就不再可能,而每次重建罗马的冲动都会造成欧洲的大战和浩劫,也就是说,在欧洲国际体系中,霸权是长久存在的逻辑,俄罗斯跻身于欧洲列强行列,也要受到霸权逻辑的约束。

在俄罗斯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蒙古金帐汗国的遗产、“第三罗马”的帝国情结以及东正教的文明使命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莫斯科大公国开始,俄罗斯不断对外征服扩张,尤其是对高加索地区异教徒的征服成为帝国的荣耀。帝国构成了俄罗斯战略的底色,在欧洲霸权体系受到的束缚会转移到他处,没有强有力的力量的阻击,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就不会停止。从18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战略摇摆于霸权和帝国之间,俄罗斯强悍帝国的形象不是在欧洲竖立起来的,而是在亚洲地区。

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日俄战争,俄罗斯完成了一次从欧洲到亚洲,从帝国到霸权的大周期调整,而日俄战争的重大挫败,让俄罗斯重新回到了欧洲,在巴尔干地区,两个末流的欧洲强国的帝国冲动最终引发了欧洲大战。

克里米亚战争及其战败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重大战略误判。他低估或者漠视了欧洲大国对俄罗斯入侵奥斯曼帝国的戒心,最终的结果则是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征服”行动引发了英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制衡”。英法两军与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鏖战,几十万人死伤。1855年,尼古拉一世临终的忏悔是,自己过于喜爱战争了,失败并非因为缺乏善意,而是缺乏知识。他死后给亚历山大二世留下的难题是,俄国打不赢这场战争,但俄国能够体面结束战争吗?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后,还想继续打下去,他激励自己的将军说,“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莫斯科,克里米亚不是俄国。莫斯科大火的两年之后,我们的军队胜利进入了巴黎。我们还是那样的俄国人。”然而,世界已经不是1812年的世界了,欧洲也不是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了。奥地利、瑞典等国军队也要加入到反俄战争之中,最终,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巴黎和约》,这是罗曼诺夫王朝遭遇的最严重的挫败,从彼得一世以来的俄国上升态势遭遇重大挫折。

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国面临的重大的战略缺陷,那就是在一个工业化世界中,落后的经济社会体制根本无法支撑俄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更不要说帝国的野心了。事实上,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一直受制于这一战略困境,帝国的雄心与孱弱的经济社会之间难以匹配。要解决这个问题,无外乎两条道路:第一是进行改革,加快现代化进程,追赶欧洲工业强国,以期在欧洲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第二是寻找新的征服对象,以半现代化的战略能力对征服农牧地区。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其实一直在交替进行两种不同的战略,从而形成了俄罗斯战略的内在周期律。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开启了所谓的农奴制改革。俄国朝野已经意识到以农奴制根本无法与欧洲强国进行对抗,战争能力的关键不是数量,而是技术。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二世需要在战场上重新找回俄罗斯的荣誉。俄罗斯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欧洲现代化工业强国一较高下,亚历山大二世和巴里亚京斯基(高加索副王)将中亚的三个王国(浩罕、希瓦和布哈拉)作为复兴俄国军事力量和促进贸易,威胁英印帝国的有效手段。1859年,俄军征服了达吉斯坦,在高加索的穷山峻岭中找回了帝国的自信,亚历山大二世在哈尔科夫检阅军队,接见了投降的沙米尔。在高加索作战的俄军军官们旋即转向中亚,十几年之间,中亚三个汗国被俄国征服。

俄国在中亚的征服风暴,挽回了帝国的颜面,但并没有改变俄国在欧洲的困境。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引发的欧洲外交体系的调整造成了一连串的冲击和反应。俄国借助德国统一而逐渐摆脱了《巴黎和约》的束缚,但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几乎将战场上的成果丧失殆尽,欧洲的霸权逻辑对俄国依然是非常大的约束,即便英俄王室已经联姻,也没有扭转克里米亚战争对英俄关系的冲击。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讥讽说:“(罗曼诺夫)皇朝建立在它的军事能力之上,而期望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个个都是优秀将领的思想,却是该家族的一个缺陷。自从波尔塔瓦战役以来,罗曼诺夫家族产生了一代代酷爱监狱部队的狂人,但没有出过伟大的军事家。”

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持续向东方渗透和拓展,在高加索、中亚和远东弥补克里米亚战争的挫败感。值得关注的是,主导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的骨干多半是沙皇的亲信和皇族成员,尼古拉二世时期,首相维特希望通过经济力量渗透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而非武力征服,但沙皇身边围绕着一帮好战分子,俄国最终与日本发生了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日俄两个帝国发生了一场大战。至此,俄国的东向战略告一段落,因为世界已经巨变。1902年英日签署条约。在亚洲,欧洲殖民帝国复制了霸权体系,或者说欧洲体系已经全球化了。

半个世纪里,俄罗斯经历了一个战略周期。从西向东,俄国在欧洲所失去的,是以征服亚洲来“补偿”的,当然主要是心理的补偿,并没有推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日俄战争标志着俄罗斯东方征服的收益弥补不了在欧洲的战略损失。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再转向巴尔干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崛起的德国。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在德国的最后通牒之下,俄国只能忍气吞声再次咽下被奥地利出卖的苦果,全然没有“战斗民族”的气概。悲哀的是,尼古拉二世在巴尔干的帝国冲动,泛斯拉夫主义的情绪,让俄罗斯卷入了一场欧洲大战,而罗曼诺夫王朝也就此落幕。

2016年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在《罗曼诺夫皇朝》的结尾中有一段话:“从普京的俄罗斯国情特殊论、帝国主义的傲慢、国内保守主义、个人统治和成功的对外扩张来看,他最像沙皇尼古拉一世。在25年的统治中,尼古拉一世同样主宰和智胜了西方国家,只有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才阻挡了他。但普京自己最认同的是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他结束了自由主义改革)。”如果蒙蒂菲里奥在2022年写这部书的结论的话,他的判断或许更加坚定,俄乌战争逆转了普京20年来与西方国家博弈的进程,引起的反弹比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还要大。尼古拉一世至死未能结束战争,更没有找到体面退出的机会。现在俄罗斯的专家们开始讨论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的选择和未来。虽然观点有别,但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到东方去。

俄罗斯面对欧洲的时候,寻求的是欧洲以及西方的承认,事实上就是要在西方的俱乐部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可能已经没有了。克里米亚战争后20年,俄罗斯才回归欧洲事务,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需要多长时间再获得返回欧洲的机会呢?4月11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是要终结美国的霸权。这一说法,既超出了俄罗斯最初的目标,更超出了俄罗斯的能力,莫不如说是病急乱投医,就像试图以尼古拉二世时期的一战这样的全球性战争来解决尼古拉一世面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困境。然而,世界变了,俄罗斯的帝国冲动引起了世界的警觉,尤其是激活了欧洲的团结,瑞典和芬兰打破几十年、上百年的中立而加入北约就是例证。当俄罗斯官员越来越多地将“西方”视为对手时,欧洲也会将俄罗斯视为“异类”。与19世纪不同的是,俄罗斯现在与欧洲之间的纽带越来越少,能源是为数不多的联系纽带,如果战争拖到冬天,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一纽带恐怕也要断裂。

转向东方是俄罗斯无奈的选择,但俄罗斯的帝国情结依然浓烈。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将其称为后帝国综合症:帝国崩解之后,宗主国的臣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恢复昔日帝国的荣耀成为激发民众情绪的政治手段。盖达尔曾担心苏联解体之后的经济社会危机会让俄罗斯掉入当年魏玛共和国的陷阱,但他发现,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民众不确定是否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的时候,顾不上考虑帝国的伟业。相反,当福利开始增长的时候,回家与家人一起看苏联电影,片中的侦察员要比别人的间谍更高明,我们总能取得胜利,银幕上的生活被描述得无忧无虑。这个时候,失去帝国的痛苦反而会上升,恢复帝国的欲望也会被激发起来。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知识分子也是帝国论者,他们不承认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的主权。在普京恢复前苏联空间的战略中,昔日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地区是重点。一方面俄罗斯认为冷战终结是西方的阴谋,俄罗斯是受害者,而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并不拥有主权的历史和法理基础,同时2000多万在俄罗斯之外的俄语人群是受害者,吞并领土就被解释为“解放”俄罗斯族人。另一方面,不承认乌克兰、高加索、中亚国家的平等地位,换句话说,俄罗斯在冷战中的挫败感需要在俄罗斯周边地区找回来,这种逻辑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构想如出一辙,普京2月21日的讲话充分显示了这种帝国的雄心壮志。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从高加索到中亚,再到远东地区发展。历史不会重演,但节律差不多。从2008年开始,普京阻击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与欧洲、北约的关系开始逆转。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欧俄关系其实已经发生逆转了。之所以没有引发欧盟或者北约的“动员”,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在18世纪末被俄罗斯帝国吞并,欧洲人或多或少默认了这一点。同时,俄罗斯组建了欧亚经济联盟,进一步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区域多边合作框架,其本质并非功能性合作平台,而是一种等级性组织,进一步说,是复活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今年1月,俄军非常罕见地以集安组织的名义出兵哈萨克斯坦“平叛”,或许将开启俄罗斯干预集安组织成员国、恢复和强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存在感的新模式。俄乌战争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可能性。进一步说,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要重复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剧情似乎已经遇到了很明显的抵制。

首先,白俄罗总统卢卡申科随着俄乌战场形势的变化,态度越来越暧昧。在普京的帮助之下,卢卡申科才稳定了地位,2021年签署了俄白联盟的新文件,朝着联盟国家迈进。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卢卡申科表现积极,但随着战争陷入了僵局,俄军只是借道白俄罗斯而已。至于俄白联盟在俄乌战争之后是进一步强化,还是逐步松散化,尚不可知。

其次,哈萨克斯坦在一月政变之后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战略调整。

第一,在俄乌战争过程中,没有选边站,不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乌东的主权。在集安组织莫斯科会议上,托卡耶夫总统强调集安组织的战略中心是中南亚地区的安全,丝毫没有提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换言之,集安组织成员国不会参与到俄乌战争之中,集安组织也有集体防卫条款,但俄罗斯没有遭到侵略,俄罗斯与乌克兰也不是“战争”状态,而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当然,俄罗斯若求助于集安组织成员国的话,这无疑会削弱俄国的权威。

第二,托卡耶夫总统启动了国内的政治改革,修订宪法,分散总统的权力。6月5日,哈萨克斯坦将对修宪进行全民公投。托卡耶夫的改革,其核心是重塑国家权力结构,夯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增强国家的韧性。有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哈萨克斯坦的改革的外在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哈萨克斯坦加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联系,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与美国、芬兰的互动,其中的战略意涵也是意味深长的。哈萨克斯坦在俄乌战争期间,通过灵活积极的外交政策迅速对冲了一月未遂政变以及俄军干涉的影响。

第四,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的互动频繁,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托卡耶夫对土耳其的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重要的军事合作协议,包括哈萨克斯坦获得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授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建立安卡无人机的组装和生产线。值得一提的是,安卡无人机是重型无人战斗机,哈萨克斯坦是第一个获得土耳其授权的国家,足见双方的战略互信水平。土耳其的另一款无人机TB-2在乌克兰战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俄军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被“点名”的后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战略当然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在俄乌战争的僵局之下,这些国家也在为战后秩序做准备了。相比于19世纪下半期,世界已经变了,帝国时代结束了,而可以让俄罗斯帝国进行“大陆扩张”的落后地区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对于俄罗斯而言,俄乌战争或许是帝国冲动的终点,超越帝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俄罗斯可行的选择。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远远没有将这一方案作为选择。如此撕扯的俄罗斯,依然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俄罗斯问题”。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文章转自“FT中文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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